略论党内分歧

“社会民主派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卡尔·考茨基 我们的“孟什维克”太纠缠不休了！我说的是梯弗里斯“孟什维克”。他们听说党内存在分歧，就一味重复：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谈分歧；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要左右开弓地骂“布尔什维克”！于是他们拼命骂，像着了魔一样。在一切十字路口，不管自己人还是外人，总之，逢人便喊同一句话：当心“多数派”，他们是外人，不可靠。他们不满足于“通常的”讲坛，还把“事情”搬到合法书刊上，从而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他们的……纠缠不休。那么，“多数派”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我们的“少数派”如此“发怒”？让我们回顾历史。 * * * “多数派”和“少数派”最早出现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这次代表大会本应把我们分散的力量联合成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党。我们这些党的工作者对这次代表大会寄予很大希望 [с.89]。终于！我们高兴地喊道，我们也将等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我们也将有可能按统一计划行动！……当然，我们在此前也在行动，但我们的行动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当然，我们在此前也试图联合，正是为此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年），甚至似乎也“联合”了，然而这种统一只存在于口头上：党仍然分裂为各个小组，力量仍然分散，需要联合。于是，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把它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党。但事实证明，我们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为时过早。代表大会未能给我们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党，它只是为这样的党奠定了基础。然而，代表大会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党内存在两种派别：“火星派”（指旧《火星报》）[39]的方向及其反对者的方向。与此相应，代表大会分成两部分：“多数派”和“少数派”。前者加入《火星报》方向并团结在其周围；后者作为《火星报》的反对者采取了相反立场。这样，《火星报》成了党的“多数派”的旗帜，而《火星报》的立场成了“多数派”的立场。 《火星报》走的是什么道路，它捍卫什么？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с.90] 《火星报》于1900年12月开始出版。那时俄国工业中危机正在开始。伴随一系列职业罢工（1896—1898年）的工业繁荣，逐渐被危机取代。危机日益加剧，成为职业罢工的障碍。尽管如此，工人运动仍开辟道路前进：个别溪流汇成一股洪流，运动带有阶级色彩，逐渐走上政治斗争道路。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只是看不到先锋队，即社会民主党[40]，它本应把社会主义意识带入这一运动，把它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使无产阶级斗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那么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经济派”）在做什么？他们向自发运动焚香致敬，无忧无虑地反复说：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并非那么必要，没有它也照样能达到目的，关键在于运动本身。运动就是一切，意识是小事。没有社会主义的运动——这就是他们追求的东西。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何在？他们断言，它应当成为自发运动的顺从工具。不是我们的事是把社会主义意识带入工人运动，不是我们的事[с.91]领导这一运动——那会是无益的暴力；我们的义务只是倾听运动，准确记录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跟在自发运动的尾巴后面[41]。一句话，社会民主党被描绘成运动中的多余负担。谁不承认社会民主党，谁就不应当承认社会民主党党。正因为如此，“经济派”才如此顽固地断言，俄国无产阶级政治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让自由派去从事政治斗争吧，这更适合他们，——他们说。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该怎么办？我们应当照旧以各个小组形式存在，各自为政，各守一角。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с.92] 这样一来，一方面，工人运动在增长，它需要先进的领导队伍；另一方面，以“经济派”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有领导运动，反而否定自己，跟在运动尾巴后面。必须大声说出这样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是在黑暗中徘徊，即使它将来有一天达到目的，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付出多少苦难；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还必须说，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始终站在运动前列，而不是从旁观看自发工人运动，不是跟在尾巴后面。还必须说出这样一个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义务是集合无产阶级的各个先进队伍，把它们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从而永远结束党的涣散状态。正是为了制定这些任务，《火星报》着手工作。它在自己的纲领性文章中这样说（见《火星报》第1号）：“社会民主派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44]，也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运动，或者站在运动之外的社会主义，都是不合意的现象，社会民主党应当与之斗争。既然“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崇敬自发运动，既然他们贬低社会主义的意义，那么《火星报》指出：“工人运动脱离社会民主派，就会变得渺小，并必然陷入资产阶级性。”与此相应，社会民主党的义务是“向这一运动指出其最终目的、其政治任务，保护其政治独立和思想独立”。俄国社会民主党肩负哪些义务？“由此自然产生俄国社会民主党应当实现的任务，”《火星报》继续写道，“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我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并组织一个与自发工人运动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说，它应当始终站在运动前列，其首要义务是把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这就是《火星报》编辑部[45]为其纲领所作的论证。 《火星报》实现了这个卓越纲领吗？众所周知，它如何自我牺牲地把这些最重要的思想付诸实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以35票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此后，某些蹩脚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痛斥”旧《火星报》，岂不是可笑？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样评论《火星报》：“它（《火星报》）本应分析‘经济主义’思想，抛弃错误观点，接受[с.94]正确观点，并把它引入新轨道……但事情并非如此。与‘经济主义’的斗争引起了另一个极端——贬低经济斗争、轻视经济斗争，并承认政治斗争具有主导意义。没有经济（应为‘没有经济’）的政治——这就是新方向”（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但是，尊敬的“批评家”，这一切究竟在何时、何地、在哪个国家发生过？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斯塔罗维尔当时在做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把《火星报》引向“真理”之路，毕竟他们在编辑部中占多数？而尊敬的您自己此前又在哪里，为什么您没有提醒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那样它就不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了。不过，我们撇开这位“批评家”。问题在于，《火星报》正确捕捉到了“当前问题”，正是走上了我上面所说的道路，并自我牺牲地实行了自己的纲领。列宁在其卓越著作《怎么办？》中更清楚、更有说服力地表达了《火星报》的立场。我们来谈谈这本书。 “经济派”崇敬自发工人运动，但谁不知道，自发运动是没有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工联主义”[47]，它除资本主义之外什么也不想看到。谁不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с.95]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原地踏步，围着私有制徘徊，即使它将来有一天导致社会革命，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付出多少苦难。难道工人会无所谓：他们是近期还是经过漫长时期、走轻松道路还是艰难道路进入“应许之地”？显然，任何颂扬并崇敬自发运动的人，不管其意愿如何，都在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之间挖下鸿沟，都在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意义，都在把它从生活中驱逐出去，并不管其意愿如何使工人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他不理解“社会民主派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48]，不理解“任何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崇敬，任何贬低‘自觉因素’作用、贬低社会民主党作用的行为，都意味着——完全不管贬低者是否愿意——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49]。我们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当今只能存在两种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它们之间的区别，除了别的以外，还在于：第一种，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第二种更古老、更普遍、更深地扎根于生活；资产阶级观点无论在自身还是异己[с.96]环境中都随处可见，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刚刚迈出最初几步，才刚刚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说，如果谈的是思想传播，那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工联主义意识，比刚刚迈出最初几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容易传播，更广泛地覆盖自发工人运动。尤其正确的一点是，自发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运动——本来就已经“走向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50]。而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意味着排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互相否定。 怎么办？——有人会问我们——难道工人阶级不趋向社会主义吗？是的，它趋向社会主义。若没有这一点，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会毫无成果。但同样正确的是，与这种趋向相对立并阻碍它的是另一种趋向——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刚才说过，我们的社会生活浸透着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容易传播。不要忘记，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没有打瞌睡，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冒充社会主义者，不断试图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像“经济派”那样打瞌睡，跟在自发运动尾巴后面（而当社会民主党如此行事时，工人运动也就是自发的），那么不言而喻，[с.97]自发工人运动将沿着这条走熟的道路前进，并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然，直到漫长的徘徊和苦难迫使它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并奔向社会革命为止。这就叫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列宁这样说：“工人阶级自发地趋向社会主义，但最流行的（并且以极其多样的形式不断复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仍然自发地最被强加于工人”[51]。正因为如此，自发工人运动，只要它还是自发的，只要它还没有与社会主义意识结合起来，它就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被引向这种服从[52]。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会是多余的，那么“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也会是多余的。社会民主党必须与这种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倾向作斗争，并促进另一种趋向——趋向社会主义。当然，将来有一天，经过漫长徘徊和苦难之后，自发运动即使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会取得自己的东西，会来到社会革命的门前，因为“工人阶级自发地趋向社会主义”[53]。可是在那之前怎么办，我们[с.98]在那之前该做什么？像“经济派”那样双手交叉，把位置让给司徒卢威和祖巴托夫吗？否定社会民主党，从而促进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吗？忘记马克思主义，不“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吗？不！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54]，它的义务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列，它的义务是“把工人运动从这种工联主义自发倾向的资产阶级羽翼下夺过来，把它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羽翼下”[56]。社会民主党的义务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使无产阶级斗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有人说，在某些国家，工人阶级自己制定了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也会自己制定出来，因此完全不必从外面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但这是深刻的错误。要制定科学社会主义，必须站在科学的前列，必须拥有科学知识，并善于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而工人阶级，只要它还是工人阶级，就不能站到科学前列，不能推动科学前进，不能科学地研究历史规律：它没有[с.99]时间，也没有手段。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深刻的科学知识基础上……”——考茨基说。“……而科学的载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茨基加了着重号）。现代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阶层的个别成员头脑中产生的，并由他们传给那些智力发展杰出的无产者……”[57]与此相应，列宁说：所有崇敬自发工人运动、袖手旁观、不断贬低社会民主党作用并把位置让给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之流的人，都以为这一运动自己会制定出科学社会主义。“但这是深刻的错误”[59]。有些人认为，90年代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但这也是错误。他们没有这种意识，“也不可能有。它（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带入。所有国家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仅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制定出工联主义意识，即相信必须联合成联盟、同老板斗争、要求政府颁布某些工人需要的法律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产生于那些[с.100]由有产阶级受教育代表、知识分子制定的哲学、历史、经济理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按其社会地位本身也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60]。列宁继续说，这当然不意味着“工人不参与这种制定。但他们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家、作为蒲鲁东和魏特林（两人都是工人）参与，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或多或少掌握自己时代的知识并推动这种知识前进时，才参与”[61]。 这一切大致可以这样想象。存在资本主义秩序。有工人，也有老板。他们之间有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哪里也看不到。当工人已经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还根本不存在……是的，工人在斗争。但他们各自同自己的老板斗争，同地方当局冲突：那里举行罢工，这里上街集会示威，那里要求当局给予权利，这里宣布抵制，一些人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谈论经济斗争等等。但这还不意味着工人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还不意味着他们运动的目标是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还不意味着他们像确信太阳必然升起一样确信资本主义必将被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建立，还不意味着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с.101]（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与此同时，科学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它的注意。大多数学者得出一个想法：工人运动是不安分者的叛乱，用鞭子教训他们倒不错。另一些人则认为，富人的义务是给穷人行些小恩小惠，也就是说，工人运动是乞丐的运动，其目标是得到施舍。而在成千上万的学者中，可能只有一个人会科学地对待工人运动，科学地研究全部社会生活，关注阶级冲突，倾听工人阶级的怨声，并最终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绝不是永恒的东西，它像封建主义一样短暂，继之必然是否定它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由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建立。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被制定出来。当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那少数人，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他们没有科学知识，也制定不出科学社会主义。 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是指南针，若弃之不用，只会生锈，那时只好把它扔下船去。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是什么？——是没有指南针的船，它即使如此也会驶到[с.102]对岸，但如果有指南针，它会更快到达岸边，遭遇更少危险。把两者结合起来，你就会得到一艘出色的船，它会径直驶向对岸，安然无恙地到达码头。把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你就会得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径直奔向“应许之地”。因此，社会民主党（而不仅是社会民主派知识分子）的义务是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带入运动，从而使自发工人运动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列宁这样说。 有些人断言，据列宁和“多数派”看来，工人运动如果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就会灭亡，达不到社会革命。但这是杜撰，是闲人杜撰，只有像安这样的蹩脚马克思主义者才想得出来（见《什么是党？》，《莫格扎乌里》[62]第6号）。列宁明确断言，“工人阶级自发地趋向社会主义”[63]，他之所以没有长时间停留于此，只是因为他认为论证已经无须论证的东西是多余的。此外，列宁绝没有把研究自发运动当作目的，他只是想向实践者表明，他们应当自觉做什么。[с.103]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同马尔托夫论战时这样说：“我们的党是无意识过程的自觉表达者”。正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不正确的是追求让“每个罢工者”都能自称党员，因为如果“每次罢工”不仅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阶级斗争的自发表征，而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导致社会革命，而且是这一过程的自觉表达……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了结整个资产阶级社会”[64]。如您所见，据列宁看来，即使那些不能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也仍然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如果您对“多数派”其他代表人物的意见感兴趣，那就听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其中一位——戈林同志这样说：“如果无产阶级被放任自流，事情会怎样？情形会类似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者没有任何科学意识形态。然而资产阶级制度还是产生了。没有思想家的无产阶级当然最终也会朝着社会革命方向工作，但是凭本能……无产阶级凭本能也会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不会有社会主义理论。过程只会更缓慢、更痛苦”[65]。[с.104]无需解释。 那么，自发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必然变得渺小并具有工联主义性质——它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能否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工人运动什么也不是？当然不能！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这样说。将来有一天，经过很久很久，经济发展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从而迫使它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彻底决裂。问题只在于这条道路会非常漫长和痛苦。另一方面，没有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无论它建立在多么科学的土壤上，终究仍是空话，并会失去意义。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运动就是一切，社会主义什么也不是？当然不能！只有蹩脚马克思主义者才这样推论，对他们来说，意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由社会生活本身产生。社会主义可以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把它从空话变成锐利武器。结论？结论是：工人运动必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实践活动与理论思想必须融合为一，从而使自发工人运动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因为“社会民主派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66]。[с.105]那时，与工人运动结合的社会主义将从空话变成工人手中的最伟大力量。那时，已经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自发运动，将快步而正确地走向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的义务，社会民主党的义务，是把工人的自发运动从工联主义道路上拉开，把它放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上去。我们的义务是把社会主义意识带入这一运动[67]，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联合成一个集中制的党。我们的任务是始终走在运动前列，并不知疲倦地同所有妨碍实现这些任务的人——无论敌人还是“朋友”——作斗争。这就是“多数派”的总立场。 我们的“少数派”不喜欢“多数派”的立场：据说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据说它“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真的吗，最可敬的人们？在哪里，何时，在哪个星球上？他们说，读读我们的文章，你们就会相信我们是对的。那好，我们来读读。 我们面前有一篇文章：《什么是党？》（见《莫格扎乌里》第6号）。批评家安指责党的“多数派”什么？“它（‘多数派’）……宣布自己是党的首脑……并要求别人服从……而且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常常甚至杜撰新理论，例如：人民[с.106]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着重号是我加的）‘崇高理想’等等”[68]。现在问， “多数派”是否提出过、何时提出过这类“理论”？哪里也没有，从来没有！相反，“多数派”的思想代表列宁同志完全明确地说，工人阶级很容易掌握“崇高理想”，很容易掌握社会主义。请听：“人们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趋向社会主义。这完全正确，因为社会主义理论最深刻、最正确地确定工人阶级苦难的原因，因此工人如此容易掌握它”[69]。如您所见，据“多数派”看来，工人容易掌握那些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那么安在耍什么聪明，他在哪里挖出自己奇怪的“发现”？事情在于，读者，批评家安指的是完全另一回事。他指的是《怎么办？》一书中列宁谈到社会主义的制定，谈到他断言工人阶级靠自身力量不能制定科学社会主义[70]的地方。但怎么会这样？——您会说。制定社会主义是一回事，掌握它是另一回事。为什么安忘记了列宁那些清楚谈到掌握“崇高理想”的话？您说得对，读者，但安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很想当“批评家”？试想，这是多么英勇的[с.107]事业：编造自己的“理论”，把它归到对手头上，然后亲自炮轰自己幻想的产物。这就是批评！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安“靠自己的力量未能掌握”列宁的书《怎么办？》。 现在翻开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文章《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作者说了什么（见《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他鼓起勇气，大吵大嚷地攻击列宁，因为他认为“工人运动的自然（应为‘自发’）发展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71]。作者显然不理解，自发工人运动是没有社会主义的运动（请作者证明并非如此），而这种运动必然服从资产阶级工联主义意识形态，趋向它，因为当今只能存在两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哪里没有前者，后者就必然出现并占据其位置（请证明相反！）。是的，列宁正是这样说。但与此同时，他没有忘记工人运动固有的另一种趋向——趋向社会主义，这种趋向只是暂时被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倾向所遮蔽。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趋向社会主义”[72]，并公正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义务是加速这一趋向的胜利，其中包括通过与“经济派”作斗争。那么，尊敬的[с.108]“批评家”，您为什么在您的文章中没有引用列宁这些话？难道它们不属于同一个列宁吗？这对您不利，不是吗？ “据列宁看来……工人按其地位（着重号是我加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资产者……”[73]——作者继续写道。真是我连这样的作者都料想不到的蠢话！难道列宁说的是工人的地位，难道他断言工人按其地位是资产者？哪个蠢人会说工人按其地位是资产者——一个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自己劳动力生活的工人？不！列宁说的是完全另一回事。问题在于，我可能按其地位是无产者而不是资产者，但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此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如此。而这意味着完全另一回事。总之，作者喜欢抛掷空话——拿起来就脱口而出，不加思索！例如，作者顽固地反复说，“列宁主义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74]，他反复说，却不明白这个“思想”会把他引向何处。我们暂时信他，列宁主义确实“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然后呢？由此会得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点。“列宁主义把《火星报》（旧《火星报》）带走了”——作者也不否认这一点——因此，《火星报》也“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35票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党的中央[с.109]机关报，并高度赞扬其功绩[75]，因此，这次代表大会、它的纲领和策略也“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可笑，不是吗，读者？作者仍然继续：“据列宁看来，自发工人运动走向与资产阶级结合……”是的，是的，作者无疑正走向与愚蠢结合，如果他脱离这条道路倒好了。不过，我们撇开这位“批评家”。 我们转向马克思主义。尊敬的“批评家”顽固地反复说，“多数派”及其代表列宁的立场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因为据说考茨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与列宁所捍卫的相反！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 “考茨基，”作者告诉我们，“在其《爱尔福特纲领》中写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此对立，以致这两个阶级的追求不可能在或长或短时间内联合起来。在每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参与政治迟早会导致它脱离资产阶级政党并组成独立的工人政党’”。但由此得出什么？只得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互相矛盾，“迟早”无产阶级会脱离[с.110]资产阶级组成独立的工人政党（记住：工人政党，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作者以为考茨基在这里与列宁分歧！其实列宁说，无产阶级迟早不仅会脱离资产阶级，而且会实行社会革命，即推翻资产阶级[76]。他补充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努力使这件事尽快发生并且自觉地发生。是的，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因为列宁正是写这种自觉性。“……在已经形成独立工人政党的那里，”批评家继续引用考茨基的书，“它迟早必然要掌握社会主义趋向，如果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这种趋向所鼓舞，最终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即社会民主党”[77]。这是什么意思？只意味着工人政党会掌握社会主义趋向。难道列宁否认这一点？绝不！列宁直截了当地说，不仅工人政党，而且整个工人阶级都会掌握社会主义[78]。那么这家《社会民主党人报》及其撒谎成性的英雄在胡扯什么？他们为什么搅弄各种废话？常言道，听到了钟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我们迷路的作者正是如此。[с.111] 如您所见，考茨基在这里同列宁没有任何一个音符的分歧。不过，这一切都以特别清楚的方式证明了作者思维混乱。考茨基有没有说出有利于“多数派”立场的话？他在自己一篇卓越文章中分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写道：“我们许多修正主义批评家（伯恩施坦的追随者）认为，似乎马克思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创造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直接产生（考茨基加了着重号）对社会主义必要性的意识。于是这些批评家反驳说，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英国，最远离这种意识。根据（奥地利）草案可以认为，这个……观点……也得到制定奥地利纲领的委员会赞同。草案中说：‘资本主义发展越是增加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越是被迫并获得可能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达到对社会主义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意识。’在这种联系中，社会主义意识被表现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必然直接的结果。而这完全不对……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能建立在深刻的科学知识基础上……而科学的载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茨基加了着重号）。现代社会主义毕竟是在这个阶层的[с.112]个别成员头脑中产生的，并且已经被传告给那些智力发展杰出的无产者，后者再把它带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因此，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面被带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从中自发产生的某种东西。与此相应，旧的加因费尔德纲领[79]完全正确地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把对其地位和任务的意识带入无产阶级……”[80] 读者，您不记得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类似思想吗，不记得“多数派”的著名立场吗？“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什么隐瞒真理，为什么尊敬的“批评家”在谈到考茨基时没有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考茨基这些话？最可敬的人们在欺骗谁，为什么他们如此“轻视”读者？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害怕真理，躲避真理，并且以为真理也能藏起来？他们就像那只把头藏在翅膀下、以为谁也看不见它的鸟！但他们也像那只鸟一样错了。如果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土壤上制定出来的，如果这种意识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努力[81]从外面被带入工人运动，——[с.113]那么显然，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工人阶级只要还是工人阶级，就不能站到科学前列并靠自身力量制定科学社会主义：它没有时间，也没有手段。考茨基在其《爱尔福特纲领》中这样说：“……无产者最多只能掌握资产阶级学术所制定的部分知识，并使之适应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但只要他还是无产者，他就没有闲暇和手段在资产阶级思想家已达到的界限之外独立继续发展科学。因此，土生土长的工人社会主义也必然带有乌托邦主义的一切本质特征”[82]（乌托邦主义——虚假的、非科学的理论）。考茨基继续说，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常常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但“……众所周知，只要无政府主义运动（在此指无产阶级乌托邦主义。考茨基）真正深入群众并成为阶级运动，它就迟早——尽管表面激进——总是以转化为最狭隘的纯粹职业运动告终”[83]。换句话说，如果工人运动不与科学社会主义结合，它必然变得渺小，具有“狭隘职业”性质，因此服从工联主义意识形态。[с.114] “这是对工人的侮辱，是对知识分子的抬高！”——我们的“批评家”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叫嚷道……可怜的“批评家”，可悲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他们把无产阶级当作任性小姐，不能对她说真话，必须永远对她说恭维话，以免她跑掉。不，最可敬的人们！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表现出比你们想象的更多坚定性。我们相信，它不会害怕真理！而你们……对你们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你们也害怕真理，在你们的文章中没有告诉读者考茨基的真实观点。 这样，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空话，随时容易被风吹散。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是工联主义徘徊，当然，它将来有一天会导致社会革命，但要付出长期苦难和折磨的代价。结论？“工人运动必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社会民主派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84]。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这样说。我们看到，旧《火星报》和“多数派”说的也是同样的话。我们看到，列宁同志也站在同一立场上。因此，“多数派”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显然，“轻视工人”、“抬高知识分子”、“多数派的非马克思主义[с.115]立场”以及孟什维克“批评家”们倾泻的其他此类珍珠，不过是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响亮空话和幻想。相反，我们将看到，真正“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梯弗里斯“少数派”、“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但此事以后再说。现在请注意以下一点。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的作者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某个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该阶级在实践中已经达到的结论”[85]。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作者不懂格鲁吉亚语，要么这是排字错误。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会说“已经达到”。正确的应是：“已经得出”或“已经走向”。如果作者指后者（已经走向），那么必须指出，他不正确地转述了马克思的话，马克思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作者指第一种表述，那么他引用的句子就变成：“某个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该阶级在实践中已经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然建立的结论——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已经在实践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已经摧毁了资本主义并在其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活！[с.116]可怜的马克思！谁知道我们的蹩脚马克思主义者还会把多少荒谬东西安到他头上！ 马克思真的这样说吗？他实际上这样说：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表“在理论上得出小资产者由于其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而在实践上已经得出的那些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这就是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文学代表与被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86]。如您所见，马克思根本没有说“已经达到”。这些“哲学”话是尊敬的“批评家”添上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话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在引文中发挥什么思想？只是说，某个阶级的理论家不能创造生活中不存在其要素的理想，他只能察觉未来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创造该阶级在实践中走向的理想。区别在于，理论家走在阶级前面，比阶级更早察觉未来的胚胎。这就叫“在理论上得出某种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这样说：“因此，共产党人（即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上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с.117]推动前进的部分，而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是的，思想家“推动前进”，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实质就在这里。思想家推动前进，正因为如此，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运动具有伟大意义。尊敬的“批评家”，你们就是因此攻击“多数派”吗？那么就同马克思主义告别吧，要知道“多数派”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自豪。 “多数派”在这里的处境在许多方面类似90年代的恩格斯。唯心主义者断言，思想是社会生活之源。在他们看来，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借以建立的基础。因此他们被称为唯心主义者。必须证明，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生活本身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登上历史舞台，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证明，社会生活是思想之源，因此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借以建立的基础。他们由此为唯心主义挖了坟墓，为唯物主义扫清道路。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却这样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意义很小。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с.118]于是恩格斯站出来，在其书信（1891—1894年）中强调：思想确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生活本身产生的，但一旦产生，就获得巨大意义，它们联合人们、组织人们，并在产生它们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印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具有巨大意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之流叫嚷起来。马克思主义者只是笑笑……俄国有半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他们断言，既然思想由社会生活产生，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就微不足道。必须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具有巨大意义，没有它，运动就是工联主义徘徊，无产阶级不知何时才能摆脱它并达到社会革命。于是《火星报》出现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出版了《怎么办？》，列宁在其中强调社会主义意识的伟大意义。形成了党的“多数派”，坚定地走上这条道路。但这时小伯恩施坦们跳出来叫嚷：这“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你们这些小“经济派”，可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吗？ * * * 令人惊讶！——读者会说。怎么回事？——他会问。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写了反对列宁的[с.119]批评文章（见新《火星报》第70、71号）？他为什么责备“多数派”？难道梯弗里斯的蹩脚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重复普列汉诺夫表达的思想吗？是的，他们重复，但重复得如此笨拙，令人厌恶。是的，普列汉诺夫出来批评了。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同“多数派”和列宁分歧。而且不仅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也没有分歧。确实，在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个问题上，“少数派”领袖们同旧《火星报》没有分歧。而旧《火星报》是“多数派”的旗帜。不要惊讶！事实如下。 我们熟悉旧《火星报》的纲领性文章（见上文）。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多数派”的立场。这篇文章属于谁？属于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谁参加了这个编辑部？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他们中现在只有列宁一人属于“多数派”，其余五个人领导“少数派”，但事实仍然是事实——《火星报》的纲领性文章是在他们编辑下发表的，因此他们本不应背弃自己的话，他们显然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不过，如果愿意，我们撇开《火星报》。马尔托夫这样写道：“因此，社会主义思想最初不是产生于工人群众中，而是产生于出身资产阶级环境的学者书房中”[88]。而查苏利奇这样写道：[с.120]“甚至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思想……也不是那么简单，不会在每个工人头脑中自行产生……社会主义……根本不是‘自行’在工人头脑中生长出来……社会主义理论是由生活和知识的全部发展准备好的……并由用这种知识武装起来的天才头脑创造出来。同样，在工人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开端，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是由在高等教育机构受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开创的”[89]。 现在我们听听普列汉诺夫，他在新《火星报》（第70、71号）中如此重要而隆重地反对列宁。事情发生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同马尔丁诺夫论战，并捍卫列宁。他责备马尔丁诺夫抓住列宁一句话，却忽略了《怎么办？》整本书，并继续说：“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让我想起一位书报检查官，他说：‘把《主祷文》给我，让我从中撕出一句话——我就能向您证明，它的作者该被绞死’。但所有针对这句不幸的话（列宁的话）的责备，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人，而且许多许多人，都建立在误解上。马尔丁诺夫同志引用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但恩格斯的话是一般原理。问题在于，谁最先表述[с.121]这种理论表现。列宁写的不是历史哲学论著，而是反对‘经济派’的论战文章，后者说：我们应当等待工人阶级自己、没有‘革命杆菌’（即没有社会民主党）帮助会走到哪里。后者被禁止对工人说什么，正是因为它——‘革命杆菌’，即它有理论意识。但如果您排除‘杆菌’，剩下的就是无意识的群众，意识必须从外面带入其中。如果您想公平对待列宁，仔细读完他的整本书，您就会看到，他说的正是这一点”[90]。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说。 而就是这位普列汉诺夫，受同样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等人怂恿，几个月后再次出面，抓住他在代表大会上曾捍卫的同一句列宁的话，宣称：列宁和“多数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即使从《主祷文》中撕出一句话并孤立解释，其作者也许也会因亵渎神而被送上绞架。他知道这是不公正的，公正的批评家不会这样做，但他仍然从列宁书中撕出这句话，仍然行事不公，并当众唾弃自己。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塔罗维尔随声附和他，在新《火星报》（第70、71号）上以自己的编辑部名义刊登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从而再一次使自己蒙羞。[с.122] 为什么他们表现出如此无骨气，为什么这些“少数派”领袖唾弃自己，为什么他们背弃自己在《火星报》上署名过的纲领性文章，为什么背弃自己的话？社会民主党中何时听说过类似的虚伪？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普列汉诺夫文章发表之间那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六名编辑中只选出三人为《火星报》编辑：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至于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维尔和查苏利奇——代表大会把他们安排到其他岗位。代表大会当然有权这样做，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它：代表大会是党意志的表达者，是党的最高机关；谁反对它的决定，谁就践踏党的意志。但这些固执的编辑不服从党的意志、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也就是党的意志）。原来，党的纪律是给我们这些普通工作者这样的人想的！他们因代表大会没有选他们为编辑而愤怒，退到一边，拉走马尔托夫，组成反对派。他们向党宣布抵制，拒绝党的工作，并开始威胁党：把我们选进编辑部、中央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否则我们就制造分裂。于是分裂开始了。他们以此再次践踏党的意志。这些罢工编辑的要求如下：“恢复旧《火星报》编辑部（即给我们编辑部三个位置）。[с.123]中央委员会中列入一定数量的反对派（即‘少数派’）成员。党的委员会中给反对派两个位置等等……我们把这些条件作为唯一能保证党避免威胁党本身存在的冲突的条件”（即满足我们，否则我们就在党内制造大分裂）[91]。党怎样回答他们？党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同志对他们说：我们不能违背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是代表大会的事，但我们仍然会试图恢复和平与一致，虽然说真的，为位置而斗争是可耻的，你们想为位置分裂党等等。罢工编辑们感到委屈，他们感到难堪——确实成了为位置而斗争——于是把普列汉诺夫拉到自己一边[92][с.124]并开始自己的英雄事业。他们必须找出某种更“可靠”的“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分歧”，以此证明他们不是为位置而斗争。他们找啊找，终于在列宁书中找到一处，如果把它从上下文中抽出并孤立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好主意，——“少数派”领袖们想，——列宁是“多数派”的领导人，我们抹黑列宁，从而把党拉到自己一边。于是普列汉诺夫开始高谈阔论，说什么“列宁及其追随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就在昨天他们还捍卫列宁书中今天所攻击的那个思想，但有什么办法：机会主义者之所以叫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并不看重原则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唾弃自己，这就是虚伪的根源。 但这还不是全部。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看到，除了某些天真的人，没有人注意他们反对“多数派”和列宁的鼓动，看到“事情”进展不顺，于是决定再次改头换面。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同一个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1905年3月10日以党的委员会名义通过决议，其中除其他外说：“同志们！（他们向‘多数派’呼吁）……双方（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次表示相信，现有的策略分歧和组织分歧并非如此性质，以致不可能在统一的党组织范围内工作”[95]，因此，据说让我们召开同志审判庭（由倍倍尔等人组成），解决我们的小争执。一句话，党内分歧只是争吵，同志审判庭会弄清，而我们据说是一个整体。但怎么会这样？他们把我们也叫“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请进党组织，说我们是一个整体等等……这是什么意思？领袖们，这是你们背叛党！难道可以把“非马克思主义者”放在党领导地位？难道“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位置？或者，也许你们也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改变了阵线？但等待回答会很天真。事情在于，这些卓越领袖口袋里各有几条“原则”，需要哪条就取出哪条。他们正如常言所说，一周有七个星期五！……[с.126] 这就是所谓“少数派”的领袖们。很容易想象，这种领袖的尾巴——可以说是梯弗里斯的“少数派”——应当是什么样子……糟糕的还在于，尾巴有时不听脑袋的，不再服从。例如，当“少数派”领袖们认为和解可能并呼吁党的工作者一致时，梯弗里斯“少数派”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猖狂：他们宣称，“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96]，我们必须互相消灭！各吹各的号。“少数派”抱怨我们称他们为机会主义者（无原则的人）。但如果他们背弃自己的话，如果他们在两边乱窜，如果他们永远动摇不定，这除了机会主义还能叫什么？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不断改变自己的信念吗？要知道，连手帕也不会这样频繁更换。我们的蹩脚马克思主义者顽固地反复说，“少数派”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性质。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考茨基说，“无产者更容易领会党的原则，他倾向于原则政治，不依赖一时情绪、个人或地方利益”[97]。而“少数派”呢？它也倾向于这种不依赖一时情绪等等的政治吗？[с.127]相反：它不断动摇，永远摇摆，憎恨坚定的原则政治，偏爱无原则性，追随一时情绪。事实我们已经知道。考茨基说，无产者热爱党的纪律：“无产者只要仍是孤立的个人，就什么也不是。他全部力量、全部进步能力、全部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正因如此，个人利益和个人荣誉不能吸引他，他“在派他去的任何岗位上履行自己的义务，自愿服从渗透他全部感情、全部思想的纪律”[98]。而“少数派”呢？它是否也同样渗透着纪律？相反，它鄙视党的纪律并嘲笑它[99]。破坏党的纪律的第一个例子，正是“少数派”领袖们提供的。回想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马尔托夫等人，他们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同，”考茨基继续说。他很难服从党的纪律，而且即使服从也是被迫，而非自愿。“他承认纪律的必要性只是对群众而言，而不是对精选的灵魂。他自己当然把自己归入精选灵魂……一个完全渗透无产阶级[с.128]情绪的知识分子，一个……在派他去的任何岗位工作、完全服从我们伟大事业并鄙视那种软弱哭诉——我们常从知识分子那里听到，当他们落入少数时——的理想楷模……就是李卜克内西。这里也可以提到马克思，他从不挤到第一位，并在国际中模范地服从党的纪律，他在那里不止一次处于少数”[100]。而“少数派”呢？它在哪里表现出“无产阶级情绪”？它的行为像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吗？相反：我们看到，“少数派”领袖没有把自己的“我”服从我们神圣事业，我们看到，正是这些领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落入少数时沉溺于“软弱哭诉”，我们看到，正是他们在代表大会之后为“首席位置”哭泣，并正是为这些位置挑起党内分裂……可敬的孟什维克，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性质”吗？那么，为什么在某些城市工人站在我们一边？——孟什维克问我们。是的，不错，在某些城市工人站在“少数派”一边，但这不能证明什么。工人也在某些城市追随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但这还不意味着他们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还不意味着他们[с.129]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乌鸦也找到一朵玫瑰，但这还不意味着乌鸦是夜莺。难怪俗话说：乌鸦若找到玫瑰，便自以为是夜莺。 * * * 现在清楚了，党内分歧是在什么土壤上产生的。可见，我们党内暴露出两种倾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倾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倾向。而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达者，就是现在的少数派。梯弗里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这个“少数派”的顺从奴隶！全部问题就在这里。诚然，我们的蹩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叫嚷他们反对“知识分子心理”，同时试图指责“多数派”有“知识分子动摇性”，但这让人想起小偷，偷了钱之后大喊：“抓小偷！”此外，众所周知：谁哪里痛，就说哪里。按1905年5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出版的小册子文本刊印。译自格鲁吉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