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列宁-> 《列宁全集》-> 第5卷 三 农业中的机器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赫茨的这部如布尔加柯夫先生所说的“出色的”著作（《土地问题及其同社会主义的关系》1899年维也纳版。Ａ．伊林斯基的俄译本，1900年圣彼得堡版）。但是，有时我们还得把这两位作家相同的论据一并加以分析。 　　农业机器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的问题，经常成为“批评家”“驳斥”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后面我们将详细分析他们所引用的一些具体资料，现在只考察一下与此有关的一般论点。批评家们用了很多篇幅十分详细地说明，在农业中使用机器所遇到的困难比在工业中要大，因而机器使用得比较少，意义也比较小。这一切是无可争辩的，就是那个考茨基（布尔加柯夫、赫茨和切尔诺夫等先生们一听见他的名字几乎就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也十分肯定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丝毫也驳斥不了下面这个情况，即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也推广得很快，对农业起着强有力的改造作用。批评家们只得用些深奥的议论来“回避”这个必然的结论，说什么……“农业的特征就在于自然在生产过程中主宰一切，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43页）……“它〈工业中的机器〉代替人的不可靠、不精确的工作，而以数学的准确性完成十分精密和十分庞大的工作。对于农产品的生产，机器却起不了任何类似的作用〈？〉，因为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劳动工具还不是掌握在人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自然－母亲的手里。这并不是比喻”（同上）。的确，这不是比喻，而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谁都知道，蒸汽犁、条播机、脱粒机等等都在 使工作 更加“可靠和精确”，因此，说什么“起不了任何类似的作用”，简直是胡说八道！这就等于说农业机器“丝毫〈原文如此！〉不能使 生产革命化”（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43—44页，他同时还援引了农业机器制造专家的意见，但是这些专家谈的只是农业机器同工业机器的相对的差别），或者等于说“机器在这里不仅不能把劳动者变成自己的附属品〈？〉，而且这个劳动者依然起着过程的操纵者的作用”（第44页）。这是不是指的例如脱粒机上的递捆手呢？ 　　布尔加柯夫先生为了反对农业机器制造专家和农业经济学专家（菲林格、佩雷尔斯）的结论，援引施图姆普费和库茨勒布的著作（论述小经济同大经济竞争的能力的著作），竭力贬低蒸汽犁的优越性，并且搬出种种的论据，例如，使用蒸汽耕作需要有特种的土壤 ［注：赫茨以“胜利者”的姿态坚持这一点，说那种认为蒸汽犁“在任何情况下”都比马拉犁优越的“绝对”推断（第65页；俄译本第156页）是错误的。这才真是去敲敞开的大门！］和“特大的田庄”（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来，这条论据居然不是反对小经济的，而是反对蒸汽犁的！），在深耕 12英寸的情况下，使用畜力比使用蒸汽 更为便宜，等等。这种论据多得可以写成几本书，但是丝毫不能驳倒蒸汽犁能够深耕（深于12英寸）的事实以及蒸汽犁的应用得到迅速推广的事实：英国在1867年，使用蒸汽犁的只有135个田庄，到1871年，使用的蒸汽犁已达2000架以上（考茨基）；德国使用蒸汽犁的农户，在1882年只有836个，到1895年已增加到1696个。 　　在农业机器问题上，布尔加柯夫先生不止一次地引用被他推崇为“农业机器专著的作者”的弗兰茨·本辛格的见解（第1卷第44页）。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说明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是 怎样引用的，他又是 怎样被他自己提出的证人打了嘴巴，那就太不公平了。 　　布尔加柯夫先生硬说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结构”不适用于农业，他援引了劳动力消耗随着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必然愈来愈大的事实，同时还引用了本辛格的计算。“不同的经营制度对人力的总需要量如下：实行三圃制经营”，每种60公顷土地“需要712个工作日；实行诺福克式的轮作经营需要1615个工作日；实行大规模种植甜菜的轮作经营需要3179个工作日”。（ 弗兰茨 ·本辛格《农业机器对国民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影响》1897年布雷斯劳版第42页。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32页。）只是不幸的是，本辛格恰恰是想用这一计算来证明机器的作用在不断扩大。本辛格用这些数字来推算德国整个农业，认为如果用三圃制来耕作土地，现有的农业工人刚刚够用，因此，假如不采用机器，就根本 不可能实行轮作制。大家都知道，在普遍采用旧三圃制的时候，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因此，本辛格的计算所证明的东西同布尔加柯夫先生想证明的恰巧 相反。这就是说，这一计算证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然是在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的条件下实现的。 　　还有一个地方，布尔加柯夫先生断言“机器在加工工业中的作用同在农业中的作用有着根本性的〈原文如此！〉差别”，并且援引了本辛格下面这段话：“农业机器不能象工业机器那样无止境地提高生产……”（第1卷第44页）布尔加柯夫先生又是运气不好。本辛格在题为《农业机器对总收入的影响》的第6章一开头，就指出了农业机器和工业机器的这一绝非“根本性的”差别。本辛格详细地分析了农业专门著述中和他特意作的调查中有关每种机器的资料，得出了一般性的结论：使用蒸汽犁会使总收入增加10％；使用条播机增加10％；使用脱粒机增加15％，而且使用条播机可以节省20％的种子；只有使用马铃薯收割机会使总收入下降5％。布尔加柯夫先生断言：“不管怎么说，农业机器中的蒸汽犁是唯一可能有某些技术根据的机器。”（第1卷第47—48页） 不管怎么说，这个论断是被粗心大意的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这里所援引的本辛格的话驳倒了。 　　为了使人对于农业机器的意义有一个更确切、更完整的认识，本辛格十分详细地计算了使用机器的经营效果，从不使用机器，使用一架机器、两架机器等等一直计算到使用一切主要机器，其中包括蒸汽犁和农业用的田间铁路（Feldbahnen）。计算表明，在不使用机器的情况下，总收入＝69040马克，支出＝68615马克，纯收入＝425马克，即每公顷纯收入为1．37马克；而在使用一切主要机器的情况下，总收入＝81078马克，支出＝62551．5马克，纯收入＝18526．5马克，即每公顷纯收入为59．76马克， 比前一种情况多40倍以上。这仅仅是使用机器的影响，经营制度还是假定不变！正如本辛格的计算所表明的，随着机器的采用，不变资本大量增加，而可变资本（即耗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以及工人人数）却不断 减少，这是不言而喻的了。总之，本辛格的著作完全驳倒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它不仅证明了农业中大经济的优越性，而且证明了关于减少可变资本而使不变资本增长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农业。 　　只有一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和本辛格是接近的，这就是：本辛格采取了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泰然自若地闭上眼睛，不看机器排挤工人的事实等等。德国教授们的这位温和谨慎的高足，也象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一谈起马克思就深恶痛绝。不过本辛格更加彻底，他把马克思叫作一切“机器的反对者”，说马克思既反对农业机器，又反对工业机器，说马克思谈到机器对工人的有害影响时，把一切灾祸统统归罪于机器，这是“歪曲事实”（上引本辛格的书第4、5、11页）。布尔加柯夫先生对本辛格的态度又一次告诉我们，“批评家”先生们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接受的是什么，假装看不见的又是什么。 　　赫茨的“批判”究竟是什么货色，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在第149页上（俄译本）责备考茨基采用“杂文的笔法”，在150页上又提出以下理由来“驳斥”关于大生产在使用机器方面的优越性的论断。第一个理由是：小农户用协作的办法也 能够购买机器。请看，这样就可以驳倒机器在大农户中更加普遍的 事实！至于谁更 能够得到协作好处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篇论文中同赫茨专门谈一谈。第二个理由是，大卫在《社会主义月刊》[70]（第5期第2页）中指出：在小农户中，使用机器“十分普遍而且还在急剧地增加……条播机甚至在很小的农户中也常常〈原文如此！〉可以看到。割草机和其他机器也是如此”（第63页；俄译本第151页）。读者只要翻一下大卫的文章 ［注：大卫在《社会主义和农业》（1906年圣彼得堡版）一书中又采用了这一错误的方法（第179页）。（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脚注。——俄文版编者注）］，就会看到，他引用的是使用机器的农户的 绝对数字，而不是这种农户在同类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而考茨基当然是这样做的）。 　　让我们把1895年全德国的有关数字 ［注：《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6页★。］比较一下： 农户类别 农户总数 使用机器的农户数目 播种机 百分比 条播机 百分比 割草机和收割机 百分比 2公顷以下…… 3236367 214 0.01 14735 0.46 245 0.01 2—5公顷… 1016318 551 0.05 13088 1.29 600 0.06 5—20公顷… 998804 3252 0.33 48751 4.88 6746 0.68 20—100公顷… 281767 12091 4.29 49852 17.69 19535 6.93 100公顷以上…… 25061 12565 50.14 14366 57.32 7958 31.75 总　计 5558317 28673 0.52 140792 2.54 35084 0.63 　　大卫和赫茨说，播种机和割草机“甚至在很小的农户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话不是得到证实了吗？既然赫茨得出“结论”说：“从统计资料来看，考茨基的论断是完全经不起批驳的”，那究竟是谁真正在玩弄杂文的笔法呢？ 　　有一桩滑稽事应该提一提，就是这些“批评家们”虽然否认大农户在使用机器方面的优越性，否认由此而造成的小农户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的事实，但是他们在不得不涉及实际情况的时候（并且在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首要任务”是驳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无情地打了自己的嘴巴。例如，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自己著作的第2卷（第115页）里说：“大农户投资的集约程度总是比小农户高，因此，自然就宁愿使用机器生产因素，而不愿使用活的劳动力。”身为“批评家”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追随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也赞同庸俗的经济学的观点，把机械“生产 因素”同活的“生产 因素”对立起来，——这的确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这样轻率地否定大农户的优越性，这是自然的吗？ 　　农业生产的积聚被布尔加柯夫先生说成不外是一种“神秘的积聚规律”等等。但是，他也不得不研究英国的资料，原来农户积聚的趋势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就已存在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小的消费农户合并成了较大的农户。土地的 这种集中，决不是大生产和小生产竞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地主们有意识地〈！？〉用合并若干小农户的办法来抬高地租，因为小农户只能交付很少的地租，而大农户则能交付高额地租。”（第1卷第239页）读者，你们知道吗？ 不是大生产同小生产竞争， 而是后者收入少而被前者排挤掉了。“既然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大资本主义农户无疑要比小资本主义农户优越，这是无可争辩的。”（第1卷第239—240页）既然这是无可争辩的，那为什么考茨基在他论述大生产和小生产的那一章（在《土地问题》中）的 开头说了一句“农业愈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农业大生产同小生产在技术上的质的差别也就愈大”的话，布尔加柯夫先生就对他大发雷霆（过去是在《开端》上）呢？ 　　但是，不仅在英国农业的繁荣时期，而且在危机时期也能得出不利于小农户的结论。近年来一些委员会的报告“都十分肯定地断言：被危机压得最厉害的就是小业主”（第1卷第311页）。有一份关于小私有者的报告说：“他们的住房比工人的普通住房还要坏……他们所有人的劳动都非常繁重，工作时间比工人长得多，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说：他们的物质状况比工人差，生活不那么好，很少能吃上新鲜的肉……债台高筑的自耕农首先遭到毁灭。”（第1卷第316页）“……他们处处都要节省，而象这样过日子的工人是为数不多的……小农依靠家庭成员的无酬劳动，勉强还能应付……小农的生活比工人要艰苦得多，这是用不着多说的。”（第1卷第320—321页）我们摘引了这几段话，读者可以判断一下，布尔加柯夫先生的下面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他说：“保全到农业危机时期的农户遭到严重的破产，只是说明〈！！〉小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比大生产者破产得更快，仅此而已〈原文如此！！〉。从这里要得出什么关于小生产者的一般经济生命力的一般结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危机时期，英国的整个农业都是摇摇欲坠的。”（第1卷第333页）这不是说得很好吗？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论述农民经济一般发展条件的那一章里，甚至用这种绝妙的论述方法作出概括：“价格的突然跌落，严重地影响到各种形式的生产，但是农民生产拥有的资本最菲薄，自然就比大生产更加不稳定（这毫不影响农民生产的一般生命力问题）。”（第2卷第247页）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菲薄的农户虽然更加不稳定，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的“一般”生命力！ 　　从论述的前后一贯性来说，赫茨的情况也不见得强一些。他“驳斥”（也是用上述手法）考茨基的言论，可是谈到美国的时候，他却承认美国大农户的优越性，承认大农户能够“以更大的规模使用机器，而我国的小农户却做不到这一点”（第36页；俄译本第93页）；他承认，“欧洲农民在经营方面，往往沿用因循守旧的生产方式，象工人那样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疲于奔命（robotend），没有向上的志向”（同上）。赫茨总的说来也承认“小生产比大生产使用的劳动要多得多”（第74页；俄译本第177页），他甚至可以向布尔加柯夫先生提供由于使用蒸汽犁而提高收成等等的资料（第67—68页；俄译本第162—163页）。 　　我们的批评家们在理论上对农业机器的意义的看法是很不固定的，因此自然会一筹莫展地一再搬用对机器抱反感的大地主的十分反动的结论。赫茨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的确还是很不果断的；他谈到农业使用机器的“困难”时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冬季有许多空闲时间，因此使用手工脱粒更为有利。”（第65页；俄译本第156—157页）看来，赫茨想用他固有的逻辑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这个事实并不说明小生产不好，也不说明资本主义妨碍使用机器，而是说明机器本身不好！难怪布尔加柯夫先生要责备赫茨，说他“过于受自己党的意见的束缚”（第2卷第287页）。这位俄国教授当然不受这种侮辱性“束缚”的限制，他骄傲地说：“我完全摆脱了那种十分普遍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十分普遍的偏见，那种偏见认为，任何机器都是一种进步。”（第1卷第48页）可惜，具体的结论完全不符合这段绝妙的议论所反映出的丰富想象力。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蒸汽脱粒机使许许多多工人在冬季没有工作可做，因此无疑是对工人的一大祸害，这种祸害是技术上的效果所弥补不了的。 ［注：参看第1卷第51页：“……冬季工作本来就不多，蒸汽脱粒机……却担负了冬季的主要工作（因而这种机器对于整个〈原文如此！！〉农业的好处是大可怀疑的；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事实）。”］哥尔茨也指出了这一点，他甚至提出了一个空想的希望”（第2卷第103页），即希望 限制脱粒机特别是蒸汽脱粒机的应用，“以便改善农业工人的境况，减少移居国外和迁徙的现象”，——哥尔茨还补充了这么一句。（我们也来补充一句：哥尔茨说的迁徙，大概是指迁入城市吧。） 　　我们提醒读者一下，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指出的正是哥尔茨的这种思想。因此，在对待具体的经济问题（机器的意义）和政治问题（要不要限制机器？）方面，看一看充满马克思主义偏见的狭隘正统派抱什么态度，再看一看充分领会了“批判主义”全部精神实质的现代批评家抱什么态度，这是很有意义的。 　　考茨基说（《土地问题》第41页）：哥尔茨硬说脱粒机具有特别“有害的影响”，因为它剥夺了农业工人冬季的主要工作，把他们赶进城市，使农村更加荒凉。因此哥尔茨建议限制脱粒机的使用。考茨基补充说，这种建议“看来似乎是为了农业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却是为了地主的利益，因为对于地主说来”，正如哥尔茨自己所说的，“即使不能马上补偿，将来也能通过在夏季增加劳动力的办法绰绰有余地补偿这种限制所造成的损失”。考茨基继续说道：“幸亏，这种对工人的保守的友情，不过是一种反动的空想。使用脱粒机‘现在’就十分有利，地主决不会为了‘将来’的利润而不去使用它。因此，脱粒机将继续发挥它的革命作用：继续把农业工人赶进城市，从而一方面成为提高农村工资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成为促进农业机器制造业继续发展的有力手段。” 　　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和大地主的这种问题的提法所持的态度，是非常典型的，这是现代整个“批评界”在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所采取的立场的一个缩影。当然，这位批评家不是那种狭隘死板的人，他是不会采取阶级斗争的观点和资本主义使一切社会关系革命化的观点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批评家虽然“变得聪明了一些”，可是一想起过去“年轻无知”的时候曾经赞同过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就不敢全盘接受他的新伙伴大地主的纲领，不敢象这位大地主那样鉴于机器“对 整个农业”有害而提出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禁止使用！我们这位善良的批评家成了站在两捆干草之间的布利丹毛驴[71]。一方面，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阶级斗争的观点，现在竟说机器“对 整个农业”有害，忘记了现代的 整个农业主要操纵在唯利是图的企业主手中，他完全忘记了当他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时代”，竟提出了一个十分荒谬的问题：机器的技术效果是不是能够“弥补”它对工人的有害影响（其实造成这种有害影响的不仅有蒸汽脱粒机，而且还有蒸汽犁、割草机、谷物清选机等等）？他甚至没有看到，大地主实际上就是想在冬季和在夏季都能加强对工人的奴役。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模糊地记起那个陈旧的“教条主义的”偏见：禁止使用机器是一种空想。可怜的布尔加柯夫先生，他到底能不能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呢？ 　　有趣的是，我们的批评家们竭力贬低农业机器的意义，甚至搬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但同时却忘记（或者故意不想）提起电工技术正在准备的新的农业技术革命。与此相反，考茨早在1899年就指出了电力在农业中的意义（《土地问题》）。彼·马斯洛夫先生说考茨基“根本没有肯定农业生产力在朝什么方向发展，因而犯了重大的错误”（1901年《生活》第3期第171页），这是极不公平的。目前，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迹象已经看得更清楚了。人们正在试图从理论上阐明电工技术在农业中的意义（见奥托·普林斯海姆博士《农业工场手工业和电气化农业》，《布劳恩文库》[72]1900年版第15卷第406—418页，以及卡·考茨基发表在《新时代》[73]第19年卷（1900—1901）第1册第18期上的文章：《农业中的电力》）；一些从事实际经营活动的地主在纷纷谈论自己应用电力的经验（普林斯海姆就引用了阿道夫·佐伊费尔黑德阐述自己农场经验的著作），他们认为电力是一种使农业能够重新盈利的手段，他们要求政府和地主建立中心电力站，为农村的业主大量生产电力（去年柯尼斯堡出版了东普鲁士地主P·马克的一本书：《缩减生产费用以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关于机器和电力对农业的功用的研究）》）。 　　普林斯海姆提出一个我们认为很正确的见解，他说，现代农业，从它一般的技术水平以及经济水平来说，接近于马克思称为“工场手工业”的那个工业发展阶段。手工劳动和简单协作占居优势，采用机器不普遍，生产规模比较小（譬如从一个企业每年出售的产品总量来看），市场容量多半很有限，大生产同小生产保持着联系（而且，就象手工业者同大工场手工业主的关系一样，后者为前者提供劳动力，或者前者向后者收购“半成品”，譬如大业主向小业主收购甜菜、牲畜等等），——所有这些迹象实际上说明：农业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大机器工业”阶段。农业中还没有一个联结成一整套生产结构的“机器体系”。 　　当然，不应当夸大这种类似之处。因为一方面，农业有许多绝对不能消除的特点（如果把在实验室制造蛋白质和食物这种过于遥远和过于不可靠的可能性撇开不谈的话）。由于这些特点，农业中的大机器生产永远也不会具备工业中的大机器生产的 全部特点。另一方面，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业中的大生产就已经取得优势，并且在技术上显示出比小生产优越得多。很久以来，小企业主一直试着用延长工作日、减少消费的办法来抵制这种优越性，手工业者和现代的小农通常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劳动占主要地位，这就使小生产靠这种“英勇的”手段还可以勉强维持。但是那些被这一情况迷惑而大谈手工业者的生命力的人（就象现在的批评家们大谈农民的生命力一样），很快地就被那种使技术停滞这一“普遍规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的趋势”给驳倒了。例如，请回忆一下俄国的调查者对70年代莫斯科省的手工织布业所作的调查。他们说：就棉纺织业来说，手工织布失败了，机器占了上风，但是在丝织业中，手工业者还能站得住脚，机器还很不完善。20年过去了，技术夺走了小生产的又一个最后避难所，凡是有耳可听、有眼可看的人，都会从中领悟到：经济学家要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这方面看，否则他马上就会落后，因为谁不愿意向前看，谁就要掉头向后看，不前不后的情况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普林斯海姆一针见血地指出：“象赫茨那样高谈农业中小生产同大生产的竞争，而忽略了电工技术作用的著作家们，应当再重新开始研究。”普林斯海姆这段评语用来说明布尔加柯夫先生那两卷著作，那就更加贴切了。 　　电力比蒸汽动力便宜，它的特点是具有更大的可分性，更易于作长距离的输送，机器的运转也更准确更平稳，因此电力更适于做脱粒、耕地、挤奶、切饲料 ［注：这一点应该让狂妄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知道，因为他曾经狂妄而武断地说：“象畜牧业这样的农业生产部门根本不可能使用机器。”（第1卷第49页）］等工作。考茨基描写了一个匈牙利的大地产 ［注：这一点还应该让布尔加柯夫先生知道，因为他说“大经济面临大地产的退化”！］，那里电力从一个中心电站输向四面八方，直到田庄最远的地方，电力带动各种农业机器，并且还用来切甜菜、提水、照明等等。“每天要从29公尺深的井中把30000升的水汲到10公尺高的水槽，要为240头奶牛、200头小牛、60头耕地的犍牛和马准备饲料，切刨甜菜或其他饲料，做这么多工作，冬季需要4匹马，夏季需要2匹马，总共要花费1500德盾。现在用一台3—5马力的电动机来代替马匹工作，全部费用不过700德盾，即减少了800德盾。”（上引考茨基的书）据马克计算，一匹马干一天活要花3马克，而换用电力，同样的活只要花40—75芬尼就够了，这就是说，要便宜400—700％。他说：再过50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假如在德国农业中，电力将替换175万匹马（1895年，在德国农业中，在田间干活的有260万匹马、100万头犍牛、230万头牡牛，其中土地超过20公顷的农户有140万匹马和40万头犍牛），那么，支出可以从100300万马克减少到26100万马克，即减少74200万马克。种植牲畜饲料的大片土地就可以改种供人吃的东西，改善工人的饮食。而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拿“自然界赐物的减少”、“粮食问题”等等来吓唬工人。马克始终建议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以便经常使用电力；他建议开凿马祖里运河，这样就能使5个中心电站发电，向电站周围20—25公里以内的农村业主供应电力；他还建议利用泥炭来发电，并且要求农村业主联合起来，他说：“只有同工业，同大资本进行协作，才能使我们这一工业部门重新盈利”（马克的书第48页）。当然，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会遇到种种困难，道路不会是平坦的，而是曲折的。但是，新的生产方式一定会采用，农业必然会革命化，这是无可怀疑的。普林斯海姆说得好：“电动机代替大部分畜力，这件事说明在农业中采用机器体系是有可能的……蒸汽动力做不到的事情，电工技术一定能做到，也就是说，它一定能使农业从旧的工场手工业变为现代化的大生产。”（上引书第414页） 　　我们不想详述农业中应用电工技术会使大生产取得（而且部分地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胜利，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用不着多讲了。我们最好还是看一下，靠中心电力站的动力来运转的“机器体系”的萌芽，究竟出现在当前的哪些农户里。要知道，采用机器体系，首先必须试用各种机器，必须有多种机器联合使用的范例。1895年6月14日发表的德国农户调查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使用自己机器或别人机器的各类农户数目的资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在第2卷第114页上也部分地引用了这些资料，但是他错误地以为这里指的是 机器的数目。顺便指出一点，从使用自己机器或别人机器的农户数目的材料中所看到的大生产的优越性，自然比实际的优越性要差一些。大农户拥有自己机器的要比小农户多，小农户则要用高价租用机器）。这些资料或者是关于使用一般机器的情况，或者是关于使用某一种机器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断定各类农户究竟 各使用了多少机器。但是，如果我们按农户类别把使用某一种机器的农户的数目加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出各种农业机器的 使用的架次。下面就是按这种方法整理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农业中的“机器体系”在怎样地形成起来： 农户规模 每100个农户中 使用农业机器的农户（1895） 使用这种或那种农业机器的架次（1895） 2公顷以下………… 2.30 2.30 2—5公顷………… 13.81 15.46 5—20公顷……… 45.8 56.04 20—100公顷………… 78.79 128.46 100公顷以上………… 94.16 352.34 总　计…… 16.38 22.36 　　可见，在5公顷土地以下的小农户中（这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4以上，即在550万户中有410万户，也就是占75．5％；但是它们在3250万公顷土地中却只占500万公顷，即只占15．6％），使用各种农业机器（我们把牛奶业的机器也计算在内）的 架次是微不足道的。在中等农户（5—20公顷）中，使用一般机器的农户不足半数，而且每100个农户只使用农业机器56架次。只有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 ［注：在550万个农户中，土地超过20公顷的农户只有30万户，即只占农户总数的5．5％，但是它们却拥有3250万公顷土地中的1770万公顷，即全部农业面积的54．4％。］，我们才能看到 大多数农户（3/4—9/10）在使用机器，而且 机器体系正在开始形成：每个农户使用机器都在一架次以上。可见，一个农户使用的机器有好几架，例如，每个土地超过100公顷的农户使用的 机器大约有 4架（使用机器的农户占94％，而使用机器的架次达352％）。在572个大地产（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中，有555个使用了机器，共使用2800架次，就是说，每个农户 平均使用5 架机器。由此可以看出，究竟哪些农户在准备着“电气”革命，哪些农户最能从这一革命中得到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