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浪漫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性质

十保护关税政策[46] 　　在西斯蒙第的观点体系中，使我们感兴趣的最后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在《新原理》中有不少地方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偏重于分析实际方面，即英国的反对谷物法运动。这后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再来分析，因为它还包括其他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西斯蒙第对保护关税政策的 看法。这个问题所以使人感兴趣，不在于西斯蒙第还有上文没有提到的什么新的经济概念，而在于他对“经济”和“上层建筑”的联系的了解。艾弗鲁西要《俄国财富》的读者们相信，西斯蒙第是“现代历史学派最有才华的先驱之一”，他“反对把经济现象同其他一切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西斯蒙第的著作中贯穿着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不应该把经济现象同其他社会因素分离开来，而应当把它们同社会政治性的事实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俄国财富》第8期第38—39页）现在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看看西斯蒙第是怎样理解经济现象同社会政治现象的联系的。 　　西斯蒙第在《论关税》一章（第1卷第4篇第11章）中说：“禁止进口同禁止出口一样，也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发明禁止进口是为了使国家获得它还没有的工场手工业；决不能否认，禁止进口对于新兴的工业等于是给它一笔最大的奖金。这种工场手工业也许只能生产该国某种商品的全部消费量的1％。这样一来，100个买主一定会互相竞争，以便从唯一的卖主那里得到商品，而被卖主拒绝的99个买主就会被迫以走私的货物来满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损失将等于100，而利益只等于1。不管这种新的工场手工业给予国家什么利益，毫无疑问，都远不足以弥补这样巨大的牺牲。要使这种工场手工业发生作用，总是可以找到不太浪费的办法。”（第1卷第440—441页） 　　请看，西斯蒙第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多么简单：保护关税政策是“不合理”的，因为“国家”遭到损失！ 　　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说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呢？他把该一社会政治事实同什么样的经济关系作比较呢？他没有拿任何特定的关系来考察，而是 泛泛地谈论国家，即谈论 他认为应当是什么样的那种国家。这种应当如何如何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建立在排除资本主义、让独立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 　　但是要知道，把属于而且只属于某个经济制度的社会政治因素同某种虚构的制度加以对比，完全是荒谬的。保护关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因素”，但西斯蒙第不是把它同资本主义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 笼统的国家（或者是同独立小生产者的国家）比较。也许他还会把保护关税政策拿去同印度的公社比较，得出更加明显的“不合理”和“危险”，但“不合理”的正是他的比较，而不是保护关税政策。西斯蒙第用幼稚的计算来证明保护关税对群众的好处微乎其微。但这用不着证明，因为这从保护关税政策概念本身就已经可以明显看出（不管这是直接颁发奖金或是排除外国竞争者）。至于保护关税政策反映了社会矛盾，这是不容争辩的。难道在造成保护关税政策的那种制度的经济生活中就没有矛盾了吗？相反，它充满着矛盾，西斯蒙第本人在其全部叙述中也指出了这些矛盾。西斯蒙第不是从他自己也确认的经济制度的那些矛盾中 划出这一矛盾，却把经济矛盾 忽略了，从而把自己的论断变成毫无内容的“天真的愿望”。他不是把这种用他的话来说是服务于小集团利益的制度，同这个集团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以及这个集团的利益加以对比，而是把这种制度同关于“公共福利”的抽象原理加以对比。因而我们看到，与艾弗鲁西的论断相反，西斯蒙第正是把经济现象从其他现象中 孤立出来（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根本 不懂经济事实和社会政治事实之间的 联系。我们上面引用的那一大段话，包括了他作为一个理论家对保护关税政策问题所能提供的 全部东西，其余一切只是它的重复而已。“很值得怀疑，各国政府是否完全懂得它们为了取得这种利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付出的代价，以及它们加在消费者身上的那些可怕的牺牲。”（第1卷第442—443页）“欧洲各国政府都想压制天性（faire　violence　à　la　nature）。”压制什么样的天性呢？保护关税政策“压制”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天性吗？“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　quelque　sorte）错误的活动。”（第1卷第448页）“某些政府甚至贴补本国的商人，使他们有可能卖得便宜些；这一牺牲愈是令人惊异，愈是与最简单的计算相抵触，则愈会使人把它归咎于最高的政策……政府是靠牺牲本国百姓来贴补本国商人的”（第1卷第421页），如此等等。请看西斯蒙第用什么议论来款待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好象从这些议论中作结论似的，把资本主义称作“人为的”、“培植的”（第1卷第379页opulence　fa-ctice）、“温室的”（第2卷第456页）等等。他起初用天真的愿望来代替对这些矛盾的分析，后来则直接歪曲现实以迎合这些愿望。结果是，大家如此热心“支持”的资本主义工业是软弱的，没有根基的等等，它在国家经济中并不起主导作用， 因而这种主导作用是属于小生产的等等。保护关税政策只是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该制度一定的矛盾造成的，它反映了在国民经济中起 主导作用的现实阶级的实际利益，——这个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事实通过几句感伤的话就变成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了，甚至变成与自己对立的东西了！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有关农业方面的保护关税政策——第1卷第265页，论谷物法的那一章）： 　　“英国人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大农场是改进农业技术即用更便宜的开支获得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上正好相反，他们在用更多的开支生产农产品……” 　　这段话是极其典型的，它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民粹派所精通的浪漫主义的论断手法！农场经济的发展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这一事实，被描绘为蓄意实行的制度：英国人（即英国经济学家）把这种改善农业技术的制度说成是唯一的手段。西斯蒙第想说：除了农场经济以外，“可能”还有别的方法来提高农业技术，也就是说，又是在某个抽象的社会中有“可能”，而不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社会中，即不是在英国经济学家所谈论的、西斯蒙第也应该谈论的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有“可能”。“改进农业技术 就是使自己〈国家？〉获得更丰富的产品。”根本不是“就是”。改进农业技术和改善群众的饮食条件根本不是一回事；在西斯蒙第一心想逃避的那种经济制度中，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例如，马铃薯播种面积的扩大，可能意味着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种植块根植物）和额外价值的增大，但同时工人的饮食却每况愈下。这又是民粹主义者的……不，是浪漫主义者的那套手法：用空话避开现实生活中的矛盾。 　　西斯蒙第继续说：“的确，这些农场主很富裕，很有学识，而且得到各种科学成就的大力支持（secondés），他们套车的马很漂亮，篱笆很结实，田地上的杂草除得很干净，但是他们经不起没有知识、遭受奴隶制压抑、只能在酗酒中寻找安慰、农业技术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可怜的波兰农民的竞争。波兰中部汇集的粮食，在付出数百里约的 ［注：里约是法国旧长度单位，约等于4．5公里。——编者注］水运、陆运、海运运费之后，在付出等于本身价值的30—40％的进口税之后，仍然要比英国最富庶的郡的粮食便宜。”（第1卷第265页）“这一对比使英国经济学家们惶惑不安。”他们拿捐税等等作借口。但问题不在这里。“经营制度本身是很坏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之上的……不久以前，所有作家都把这一制度说成是值得我们赞美的东西，但是相反，我们应该好好地认识它，以防去模仿它。”（第1卷第266页） 　　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是太天真了吗？他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说成是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不正确的制度，把闭眼不看农场经济的矛盾的经济学家们的“惶惑不安”看作是 反对农场主的充分论据。他的了解多么肤浅！他不是在各个集团的利益中，而是在经济学家、作家和政府的谬误中去寻找对经济过程的解释。善良的西斯蒙第竟想使英国和大陆的农场主感到羞愧，使他们不去“模仿”这种“很坏的”制度！ 　　可是不要忘记这是70年以前写的东西，那时西斯蒙第所看到的是当时还十分新颖的现象的初步情况。 他的幼稚还情有可原，因为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他的同时代人）也同样幼稚地认为这些新现象是人类永恒的天性的产物。但是我们要问，我国民粹派在反对俄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异议”中是否对西斯蒙第的论据增添了哪怕是一个独创的字眼呢？ 　　总之，西斯蒙第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议论表明，他根本没有历史观点。相反，他和18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也是十分抽象地进行议论，不同的只是，他宣称，正常而自然的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因此，他完全不了解保护关税政策与一定经济制度的联系，而用他在摆脱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时所用的“荒谬”、“危险”、错误、不合理等等感伤词句，来摆脱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这个矛盾。因此，他叙述问题极其肤浅，把保护关税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47]的问题说成是“错误的”道路和“正确的”道路的问题（用他的术语说，就是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最新理论彻底揭发了这些谬误，指出了保护关税政策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与这个制度中得到政府支持的主导阶级的利益的联系。最新理论指出，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自由的问题是企业主 之间（有时是各国企业主之间，有时是该国各派企业主之间）的问题。 　　我们把这两种对保护关税政策的看法同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政策的态度加以比较，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抱着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是把保护关税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是把它同某种抽象的国家、干脆同“消费者”比较，宣称保护关税政策是对“温室的”资本主义的“错误的”和“不合理的”支持等等。例如，在引起工业企业主和农业企业主冲突的免税输入农业机器的问题上，民粹派 当然是全力拥护农业……企业主的。我们并不想说他们不对。但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一个一定历史时期的问题，是关于哪一派企业主代表更普遍的资本主义发展利益的问题。如果民粹派是正确的，这当然不是因为课税意味着“人为地”“支持资本主义”，免税则是支持“自古以来”的人民手工业，而只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它需要机器）的发展加速了农村中世纪关系的消亡和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从而意味着资本主义更广阔、更自由、更迅速的发展。 　　我们预料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一种异议，反对把民粹主义者归入浪漫主义者之列。有人也许会说，这里必须把尼·—逊先生区分开来，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政策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且不止说一次，甚至还作过“引证”……是的，是的，尼·—逊先生甚至还作过引证！但是如果有人要向我们引证尼·—逊先生《论文集》中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引用 另外一些地方，在那里，他宣称支持资本主义就是“培植”资本主义（而且还是在《总结和结论》中宣称的！第331、323页和第283页），把鼓励资本主义说成是“致命的谬误”，“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了”，“我们被弄糊涂了”等等（第298页。与西斯蒙第比较一下吧！）。怎样能使这一点与下述论断相容呢？这个论断就是：支持资本主义（用输出奖金）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麕集的许多矛盾之一 ［注：正如《论文集》中“麕集”着对“我们”的号召，“麕集”着忽视这些矛盾而空谈“我们”应该如何如何的叫喊一样。］；和其余的矛盾一样，它的存在也应归因于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第286页）。请注意： 整个生产！我们要问一问任何一位没有偏见的人，这位认为支持“ 整个生产所采取的形式”是一种“谬误”的作家所持的是什么观点呢？是西斯蒙第的观点还是科学理论的观点？尼·—逊先生的“引证”在这里（和在上面分析过的问题中一样）也是与本题无关的笨拙的插语，丝毫没有反映出认为这些“引证”可以应用于俄国现实的真正信念。尼·—逊先生的“引证”是用最新理论装饰起来的、只能把读者引入歧途的一块招牌。它是一个纯种的浪漫主义者借以藏身的一套不合身的“现实主义者”的服装。 ［注：我们怀疑尼·—逊先生是否把这些“引证”当作抵御任何批评的护身符？否则很难解释，尼·—逊先生从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那里知道有人把他的学说与西斯蒙第的学说相提并论，为什么他还在《俄国财富》（1894年第6期第88页）的一篇文章中，“引证”了把西斯蒙第列为小资产阶级的反动者和空想家的新理论代表所作的评论[48]。大概，他深信用这类“引证”可以“驳倒”把他本人和西斯蒙第相提并论的做法吧。］ 十一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西斯蒙第在理论经济学方面所有最主要的论点。总结起来，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处处都绝对忠于自己，他的观点始终是不变的。他在各方面不同于古典学派的，是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不能（而且也不想）在任何一点上把古典学派的分析推进一步，因此只限于从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感伤主义的批评。这种以感伤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见解是非常肤浅的。最新理论接受了资本主义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并对这些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在各方面都得出了和西斯蒙第根本不同的结论，因而得出了和他截然相反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Zur　Kritik》[49]，俄译本1896年莫斯科版）对西斯蒙第在科学史上的总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象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第3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作者是想说：正如布阿吉尔贝尔肤浅地把商品交换看作自然制度，反对货币，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同上，第30页） ［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一样，西斯蒙第把小生产也看作自然制度，反对大资本，认为它是外来因素。布阿吉尔贝尔不懂得货币和商品交换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他是把“资产阶级劳动”（同上，第30—31页） ［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的两种形式当作外来因素对立起来。西斯蒙第不懂得大资本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自然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经济的两种形式。布阿吉尔贝尔“对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同上） ［注：同上，第45页。——编者注］。西斯蒙第反对大资本，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一种最发达的形式，陷入了空想，而把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另一种仅仅是萌芽状态的形式捧上了天。 　　《批判》的作者接着说：“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第36页）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编者注］ 　　这样，《批判》的作者就把西斯蒙第的作用归结为：他 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 问题，从而提出了进一步分析的任务。《批判》的作者认为，虽然西斯蒙第也想 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一切独立见解都是不科学的，肤浅的，反映了他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参看上述一些评论和下面一个同艾弗鲁西的“引文”有关的评论）。 　　我们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民粹主义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除了否认李嘉图的地租论和马尔萨斯对农民的教训以外）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有时甚至措词也一模一样。民粹派经济学家完全持着西斯蒙第的观点。下面，当我们从西斯蒙第的理论谈到他对实际问题的看法时，我们就会更加确信这一点。 　　最后，至于说到艾弗鲁西，那么，他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没有给西斯蒙第作出正确的评价。艾弗鲁西指出，西斯蒙第强调并斥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他完全不了解西斯蒙第的理论和科学唯物主义的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不了解在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上浪漫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民粹主义者对浪漫主义者的同情，他们的令人感动的一致，妨碍了《俄国财富》文章的作者对这位经济学中的浪漫主义的古典作家作出正确的评价。 　　我们刚才已引证了对西斯蒙第的评论，说“他表现了”古典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 　　但是，西斯蒙第并不想只起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使他在经济学界享有光荣的地位）。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企图解决这些怀疑，但这种企图完全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责备古典学派及其科学，但不是责备这种科学没有分析矛盾，而是责备它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西斯蒙第在他那本书的第2版序言中说，“旧科学没有教导我们去了解和预防”新的灾难（第1卷第ⅩⅤ页），他解释这个事实时，不是说这种科学的分析不完全，不彻底，而是说它“陷入了抽象”（第1卷第55页：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se　sont　jetés）抽象，把“人”遗忘了），“走入了歧途”（第2卷第448页）。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责难（这种责难使他得出了上述结论）究竟是什么呢？ 　　“那些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太不注意消费和销售。”（第1卷第124页） 　　从西斯蒙第的时代起，这种责难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他们认为应该把“消费”当作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而同“生产”分开；他们说生产以自然规律为转移，而消费决定于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配，如此等等。大家知道，我国民粹派也坚持这种思想，把分配提到首位 ［注：不言而喻，艾弗鲁西也没有忘记因此而赞扬西斯蒙第。我们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56页上看到有这样的话：“在西斯蒙第的学说中，重要的不是他提出的个别专门措施，而是贯串于他的整个体系的一般精神。和古典学派相反，他特别着重提出的是分配的利益，而不是生产的利益。”尽管艾弗鲁西一再“引证”“最新”经济学家们的话，但是他根本不懂得他们的学说，仍然说些感伤主义的胡话，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很粗浅的。我们这位民粹主义者在这里也想通过把西斯蒙第和“许多著名的历史学派的代表”加以比较来解救自己；原来，“西斯蒙第走得更远些”（同上），于是艾弗鲁西就心满意足了！比德国教授们“走得更远些”，——你们还要怎么样呢？象一切民粹主义者一样，艾弗鲁西力图把重心移到西斯蒙第批评了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对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既可以从感伤主义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也可以从科学的观点批评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这位《俄国财富》的经济学家看来是不知道的。］。 　　这种责难究竟说明什么呢？这种责难说明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了解是极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只有按前一种意思来了解“生产”，才会把“分配”从“生产”中单独划分出来，而在探讨生产的那一“篇”中所包含的，不是历史上特定的各种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是关于整个劳动过程的范畴，这种空洞的废话到后来通常只是被用来抹杀历史社会条件的（例如，资本的概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始终把“生产”看作是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弄清楚了，各个阶级所获得的产品份额 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相反，如果生产关系没有弄清楚（例如，不了解整个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那么，关于消费和分配的任何议论都会变成废话，或者变成天真的浪漫主义的愿望。西斯蒙第是这种论调的创始人。洛贝尔图斯对“国民产品的分配”也谈得很多，艾弗鲁西的“最新”权威们甚至创造了一些特殊的“学派”，这种学派的原则之一就是特别注意分配。 ［注：英格拉姆极其正确地认为西斯蒙第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政治经济学史》1891年莫斯科版第212页），他天真地说：“我们已经〈！！〉赞同西斯蒙第对国家的看法，认为国家是这样一种力量，它应该关心……把社会团结和最新进步的福利尽量普及于社会各阶级。”（第215页）西斯蒙第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深奥，我们从保护关税政策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分配”和“消费”的理论家们都不能解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直陷在亚·斯密所未能解决的矛盾之中。 ［注：例如，见《政治学辞典》中罗·迈耶尔的《收入》这一条目（俄译文载于《工业》文集），它叙述了“最新”德国教授们议论这个问题时的极其混乱现象。使人感到奇特的是，罗·迈耶尔直接依据亚当·斯密，同时在参考书目中又引用了《资本论》第2卷中完全是驳斥斯密的那几章，而他在条文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只有一位经济学家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来不把分配单独划分出来，他最坚决地反对对“分配”作“庸俗的”议论（参看彼·司徒卢威在《评述》一书中所引证的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意见，见第129页第4章的题词）[50]。不仅如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社会资本的 再生产进行分析。作者既没有把消费也没有把分配当作特殊的问题来谈，但是当他对 生产进行了彻底分析以后，无论是消费或分配就都十分清楚了。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Charaktere）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 　　“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进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不彻底的，befangen〉批判。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帮助也必须进行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资本论》德文原版第3卷第2部分第415、419、42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997、999页。——编者注］ 　　西斯蒙第对古典学派的另一种攻击，在他的《新原理》中占的篇幅更多，这种攻击也同样糟糕。“亚·斯密的英国新学生们陷入了抽象，把人遗忘了……”（第1卷第55页）在李嘉图看来，“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331页）。“他们〈为贸易自由辩护的经济学家〉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实际利益”（第2卷第457页）等等。 　　这种攻击是多么陈旧，又是多么新颖！我指的是民粹派所恢复的这种攻击，他们对公开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俄国真正的、实际的和不可避免的发展大吵大嚷。难道他们叫喊“为货币权力辩护”和“社会资产阶级性”[51]等等不就是用不同的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吗？对感伤主义地批评资本主义所作的下述评语，用之于他们，比用之于西斯蒙第， 还要合适得多：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词句！ ［注：同上，第4卷第94页。——编者注］ 　　我们说“还要合适得多”，这是因为西欧浪漫主义者还没有看见过对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分析，他们第一次指出了这些矛盾，并抨击了 没有看到这些矛盾的人（不过是用“抱怨的话”）。 　　西斯蒙第攻击李嘉图，因为后者从观察和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坦率地得出了一切结论：他公开肯定，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劳动力变成了商品，人们把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看待；对“社会”来说，重要的只是纯收入，也就是说，只是利润量。 ［注：例如艾弗鲁西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西斯蒙第的感伤主义论调，说什么企业主纯收入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并无好处等等，只是责备他“还没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第8期第43页）。 　　我们不妨把这种论调和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的结果比较一下： 　　社会总收入（Roheinkommen）是工资＋利润＋地租。纯收入（Reinein-kommen）是额外价值。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 　　可见，作者十分赞同李嘉图和他的“社会”“纯收入”的定义，这个定义使西斯蒙第提出了“著名的异议”（《俄国财富》第8期第44页）：“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第2卷第331页）在现代社会中当然是这样。］但是李嘉图说的完全是真理， 事实上一切正是这样。如果西斯蒙第觉得这一真理是“卑微的真理”，那他就完全不应该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去寻求这种卑微的原因，完全不应该去抨击“抽象”；他对李嘉图的叫喊完全是属于“令人鼓舞的谎言”的范围。 　　而我国现代的浪漫主义者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货币权力”的现实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这种权力不但在工业人口中，而且在农业人口中，不管在“村社”农村，还是在穷乡僻壤，都是万能的呢？他们是否想否认这一 事实和商品经济的必然联系呢？对此他们倒无意表示怀疑。他们只是力图不谈这些。他们害怕说出事实的真相。 　　我们也完全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因为公开承认现实，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批评就会失去任何基础。他们这样感情冲动地投入战斗，甚至来不及擦净生锈的浪漫主义的武器，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不择手段，想把对 感伤主义的批评的敌视说成是对一切批评的敌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要知道，他们是在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 　　西斯蒙第甚至企图把自己的感伤主义的批评吹嘘为 社会科学的特殊方法。我们已经看到，他责备李嘉图不是因为后者的客观分析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责备是有根据的），而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是 客观的。西斯蒙第说，李嘉图“把人遗忘了”。我们在《新原理》第2版序言中看到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必须反对那些往往是轻率的、错误的通常评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第1卷第ⅩⅥ页）俄国读者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社会科学要诉诸“良心”这种思想是多么熟悉啊！ ［注：“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n’est　pas　une　science　de　calcul），而是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们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第1卷第313页）西斯蒙第认为这些充满感情的词句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正如俄国主观学派的社会学家们认为自己的十分类似的叫喊是社会科学的新概念一样，其实，这些词句只是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批评还处于何等幼稚的原始状态。难道作为严格客观“计算”的对矛盾的科学分析没有正是为了解“情感、需要和热望”（不过不是一般“人”——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把特殊的小资产阶级内容塞进去的抽象——的热望，而是一定阶级的人的热望）提供坚固的基础吗？而问题在于西斯蒙第不能从理论上驳倒经济学家，因此只能说一些感伤的话。“空想的肤浅议论不得不向任何一个多少有些学问的维护资产阶级制度的人实行理论上的让步。这位空想家为了减轻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的感觉，他就安慰自己，责备自己的论敌具有客观性：说什么就算你比我更有学问，可是我比你更善良。”（别尔托夫的书第43页）］西斯蒙第在这里发表的这些思想，经过几十年后，在遥远的欧洲东部被“俄国的社会学派”“重新发现”了，并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加以运用……固然，西斯蒙第（我国的社会学家也是这样）呼吁“要诉诸良心正如要诉诸理智一样” ［注：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不也是要诉诸“良心”吗？！］，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一个小资产者的“良心”已经战胜了一个经济理论家的“理智”。 补遗 ［注：补遗是为1908年版本写的。——编者注］ 　　这里就感伤的西斯蒙第对科学的“客观”的李嘉图的看法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这在1905年出版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的一段评论（《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304页及以下各页：《对所谓李嘉图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0页。下面两处引文见第124页和第126页。——编者注］）中完全得到了确认。马克思把可怜的剽窃者、被有产者收买的辩护士、无耻的诽谤者马尔萨斯和科学家李嘉图作了对比，他说： 　　“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 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 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 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与那些 掩盖这种对立、否认这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第309页）李嘉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完全可以把无产者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机器和商品等同看待。“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Es　ist　dieses　stoisch，objektiv，wissenschaftlich”）。”（第313页）显然，这种评价只适用于一定的时代即19世纪刚开始的时期。 　　对西斯蒙第的“理智”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研究。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他的“良心”。我们打算把说明他的 观点（我们至今只是把它当作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因素来研究）、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 态度、他对社会的同情、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任务的理解等等归纳在一起。 一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 　　西斯蒙第开始写作的那个时代的特征是 交换（按现代术语来说即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残余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斯蒙第毫不犹豫地指责交换的这种发展和加强，抨击“灾难性的竞争”，并吁请“政府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第1卷第7篇第8章）等等。“迅速的交换败坏着人民的美德。老是想多卖些钱，就一定会使卖者抬高价格，进行欺骗；靠经常交换为生的人的处境愈困难，他就愈会情不自禁地去进行欺骗。”（第1卷第169页）要象我国民粹派那样抨击货币经济，就需要这样的天真！“……商业财富在经济制度中只是次要的；首先必须增加提供生活资料的领土的（territoriale——土地的）财富。这个以商业为生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只有在土地产品存在的时候，才应该获得这种产品的一部分；它〈这个阶级〉只有在这种产品增多的条件下才应该增长。”（第1卷第322—323页）对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发展发出连篇累牍的怨言的尼·—逊先生，是否比这位宗法式的浪漫主义者前进一步呢？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这些怨言只是证明他们一点也 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 能不能有工商业的发展不超过农业这种资本主义呢？其实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即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工使原料加工业一个个 脱离农业，而原料的采掘、加工和消费最初是结合在 一个自然经济之内的。因此，资本主义 随时随地都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比农业 迅速，工商业人口增加 较快，工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中的比重和作用 较大 ［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农业随时随地落后于商业和工业，始终从属于它们并受它们剥削，始终只是在较晚的时候才被它们引上资本主义生产的途径。］。 不可能不是这样。尼·—逊先生却在重复这一类怨言，从而一再证明他的经济观点并不比肤浅的感伤的浪漫主义高明。“在美国引起大量破产现象的这种不合理的企业经营精神（esprit　d’entreprise）和各种商业过剩之所以能够存在，毫无疑问是由于银行数量的增加和骗人的信贷极易取代实际财产（fort-une　réelle）”（第2卷第111页），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西斯蒙第究竟为什么攻击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呢？他用什么来反对货币经济呢？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关于前者，他在《论宗法式农业》一章（第1卷第3篇第3章《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第3篇是论述“领土”财富即土地财富的）中说道： 　　“最初的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孩子和仆人的劳动来进行一切田间工作。没有一个社会组织［注：请注意，西斯蒙第（正如我国民粹派一样）一下子就把独立的农民经济变为“社会组织”。这是明显的偷换。是什么把各地的农民联结在一起呢？正是代替了封建联系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下子表明，他把商品经济制度中的一个要素变为空想，而对其他要素则不了解。参看尼·—逊先生的书第322页：《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工业形式》。而农民占有生产工具，无论在历史上或在逻辑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这一点尼·—逊先生却并不怀疑！］能够保证国内人数最多的阶级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具有更多的美德，能够保证所有的人得到更大的满足（opulence），保证社会制度更加巩固……在农夫是私有者（où　le　fermier　est　propriétaire）和产品完全（sans　partage）归从事一切田间工作的人所有的国家中，就是说，在农业是我们称之为宗法式农业的国家中，我们到处都看到农夫热爱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迹象……劳动本身对他是一种欢乐……在农业是宗法式农业的幸福国家中，每一块土地的特性都受到研究，并且这些知识一代代传下去……比较富裕的人所管理的大农场主经济也许能摆脱偏见和守旧习气。但是这些知识〈l’intelligence，即农业知识〉不会传给劳动者本人，而且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应用……宗法式经济改善着担负一切农业工作的大部分国民的习俗和性格。私有制养成循规蹈矩、省吃俭用的习惯，经常的自足能铲除大吃（gourmandise）大喝的癖性……他〈农夫〉几乎只与自然进行交换，他比其他任何产业工人更少有理由不信任人们，更少有理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他们。”（第1卷第165—170页）“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大部分的农业工作；他们根据自己家庭的力量操办自己的事业……他们仍旧是农民：自己犁地（tiennent　eux-mêmes　les　cornes　deleur　charrue）；自己在地里和马厩里照管牲畜；生活在新鲜空气中，习惯于经常的劳动和简单的饮食，这就造成了强壮的公民和勇敢的士兵。［注：请读者把司徒卢威先生在他的《评述》第17页上引证的那位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52]的言论，同老祖母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比较一下吧。］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des　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饮同样的酒，穿同样的衣服。这样，农夫及其仆人就构成一个农民阶级，他们为同样的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样的欢乐，受到同样的影响，以同样的纽带与祖国联系着。”（第1卷第221页） 　　你们看，这就是标榜一时的“人民生产”！不能说西斯蒙第不了解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性，他直截了当地说过（见下面），“他也是（和傅立叶、欧文、汤普逊、梅隆一样）希望实现联合的”（第2卷第365页）。不能说他拥护的正是 私有制，恰恰相反，他认为重心是小经济（参看第2卷第355页）而不是小私有制。显然，小农经济的这种理想化在另外的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式。然而，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民粹主义都正是把小农经济捧上了天，这是不容置疑的。 　　西斯蒙第同样也把原始的手艺和行会理想化。 　　“一个农村鞋匠同时又是商人、工厂主和工人，不接到订货，他是一双鞋子也不做的”（第2卷第262页），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不知道需求就会遭到破产。“毫无疑问，无论从理论或实际方面来看，行会（corps　de　métier）的建立阻碍了而且一定会阻碍过剩人口的形成。同样毫无疑问，这种人口在目前是存在的，它是现代制度的必然结果。”（第1卷第431页）这一类话可以摘引很多，但是我们把西斯蒙第的实际处方留到以后再来分析。为了深入研究西斯蒙第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只谈上面这些。上面的议论可以概括如下：（1）斥责货币经济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和他们的相互接近（不管是手艺人接近消费者，还是农夫接近与他一样的农夫）；（2）颂扬小生产保证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 　　必须指出，这两种思想是民粹主义的重要财产 ［注：尼·—逊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讲了一大堆自相矛盾的话，从中可以随便挑出一些彼此毫无联系的论点来。然而，毫无疑问，他是用“人民生产”这个含混不清的术语把农民经济理想化了。含混不清是进行任何改头换面的特别有利的环境。］，我们打算深入考察它们的内容。 　　浪漫派和民粹派对货币经济的批评可以归结为：认为货币经济产生了个人主义 ［注：参看尼·—逊的书第321页末尾及其他各页。］和对抗（竞争），使得生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社会经济不稳固 ［注：同上，第335页。第184页：资本主义“消灭了稳固性”。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先谈“个人主义”。他们通常把某一村社的农民的联合，或某一行业的手艺人（或手工业者）的联合，同破坏这些联系并以竞争代替这些联系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这种议论重复着浪漫主义的典型错误：根据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得出否定资本主义是 社会组织的高级形式的结论。难道破坏中世纪村社、行会和劳动组合等等的联系的资本主义没有用别的联系代替这些联系吗？难道商品经济不已经是生产者之间的 联系，不已经是 市场所建立的联系吗？ ［注：“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作家怎么能站得住脚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6页。——编者注））[53]作者极其尖锐地批评了对竞争的感伤主义的谴责，直接指出了竞争的进步方面，指出了它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这种联系具有对抗性，充满波动和矛盾，但我们决不能否认 它的存在。我们知道，正是矛盾的发展日益清楚地显露出这种联系的力量， 迫使社会的各个分子和各个阶级力求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已经不是一个村社或一个区域的狭隘范围内的联合，而是 全国甚至各国某一阶级的一切代表的联合。只有浪漫主义者从自己的反动观点出发才会否认这些联系的存在及其比较深刻的意义，而这种联系是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的共同性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区、职业、宗教等等的利益为基础的。如果说，这种议论使那位在资本主义造成的这些新联系尚处于萌芽状态时期就著书立说的西斯蒙第得到了浪漫主义者的称号，那么，我国民粹派自然更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了，因为 现在只有十足的瞎子才会否认这些联系的重大意义。 　　所谓没有保障、不稳固等等，这又是我们谈到国外市场时评论过的陈词滥调。这种攻击也暴露出，这位浪漫主义者所胆怯地谴责的，正是科学理论认为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东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发展趋向，不可遏止的前进趋向，它不能停滞不前，或者说它不能用原有的规模来再生产经济过程。只有编造一些空幻的计划来把中世纪的联合（村社之类）扩大到整个社会去的空想家，才会漠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正是巨大的进步因素，它加速社会的发展，把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卷入社会生活的漩涡，迫使他们考虑社会生活制度，迫使他们自己“缔造自己的幸福”。 　　尼·—逊先生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固”，交换不按比例的发展，工农业之间和生产消费之间均衡的破坏以及危机的反常性等等，无可争辩地证明他还完全持着 浪漫主义的观点。因此，批评欧洲浪漫主义的 每字每句也都能用来批评他的理论。下面就是证明。 　　“我们且听听布阿吉尔贝尔老头是怎样说的。 　　他说：‘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永远是成比例的，因为只有这种相互的协调，才能使它们……时时刻刻能……重新生产……财富无非是人和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等的这种不断的交换，因此，如果不在因脱离比例价格而引起的交换的破坏中寻求贫困的原因，将是一种极大的谬误。’ 　　我们也听听一位现代［注：写于1847年。］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 　　‘应当运用于生产的重要规律就是比例规律（the　law　of　pro-portion），只有它才能保持价值经常不变……等价物必须得到保证……一切国家在各个时代都企图用许多商业上的规定和限制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来实现这个比例规律。但是人性固有的利己心把这整个调节制度推翻了。比例生产（proportionale　produc-tion）就是真正的社会经济科学的实现。’（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第170页和第195页） 　　特洛伊城已不存在！[54]人们一再迫切希望实现的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早就不存在了。它已经过时了；它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musste）消失；根据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 　　谁象西斯蒙第那样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同时又要保存现代的社会基础，谁就是反动者，因为要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必定要竭力恢复旧时工业的其他条件。 　　是什么东西维持了生产的正确的或大致正确的比例呢？是支配供给并先于供给的需求；生产是紧随着消费的。大工业由于它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能等待需求。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 　　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存生产力。”（《哲学的贫困》第46—4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8—109页。——编者注］ 　　后一句话是作者与蒲鲁东论战时针对后者说的，因而也就说明他自己的观点既不同于西斯蒙第的观点，也不同于蒲鲁东的观点。当然，尼·—逊先生在自己 所有的看法上，既不接近于前者，也不接近于后者。 ［注：虽然这还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没有接近？是否只是由于这两位作家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制度及其在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便更广泛地提出了问题，而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一个仿佛可以为之编造一套特殊理论的国家。］但是，请探讨一下这段话的内容。上述引文的作者的基本论点，以及使他与前辈们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基本思想，究竟是什么呢？不容争辩，是他把资本主义的不稳固性（这一点是 所有这三位作家都确认的）问题置于 历史的基础上，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一种 进步的因素。换句话说，第一，他认为通过比例失调、危机等等而实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 必然的发展，他说，生产资料（机器）的性质本身就引起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向，并使供给经常先于需求。第二，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全社会范围内劳动的社会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和居民觉悟性的提高等等，是这一发展中的 进步因素。这两点就是他同西斯蒙第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而在指出“不稳固性”及其所造成的矛盾方面，在真诚希望消灭这些矛盾方面，西斯蒙第和蒲鲁东是同他一致的。不了解这种“不稳固性”是任何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的 必然特征，使他们陷入了 空想。不了解这种不稳固性 本身具有的进步因素，使他们的理论成了 反动的理论 ［注：这里是就哲学历史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它只是说明那些把过时的制度当作自己学说的标本的理论家犯了错误。它与这些理论家的个人品质和他们的纲领完全无关。任何人都知道，就通常意义而言，西斯蒙第和蒲鲁东都不是反动分子。我们所以要来解释这种起码的常识，是因为我们下面就会看见，民粹派先生们对此至今还未领会。］。 　　现在我们请民粹派先生们回答如下问题：尼·—逊先生是否同意科学理论对上述两点的看法呢？他是否承认不稳固性是这一制度和这一发展的特性呢？他是否承认这种不稳固性是进步因素呢？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的，相反，尼·—逊先生宣称资本主义的这种“不稳固性”不过是一种反常现象，是一种偏差等等，并且认为这种不稳固性是一种没落和倒退（参看上面的“ 消灭稳固性”），他把经济停滞本身理想化（请回想“历代的基石”和“万古神圣的基础”等等），实际上，破坏这种停滞正是“不稳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因此，很明显，我们把他列为浪漫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他的任何“引文”和“引证”都改变不了 他本人的议论的这种性质。 　　稍后我们在谈到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农业人口因工业人口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时，还要谈论这种“不稳固性”，现在我们要引证的，是《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一文中专门分析对货币经济的 感伤主义的攻击的一段话。 　　“这种特定的社会身分〈即卖者和买者的身分〉，决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粹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分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 　　从伊萨克·贝列拉先生的《关于工业和财政的讲义》1832年巴黎版中摘出的下面一段话表明，甚至在买卖中表现得十分肤浅的对抗形式已经如何深深地损伤了高尚的灵魂。就是这个伊萨克，这个‘动产信用公司’的创办人和经理，享有巴黎交易所之狼的臭名。这就表明这种对政治经济学的伤感的批评究竟有什么意义。贝列拉先生当时还是圣西门的信徒，他说：‘因为人们不论在劳动上或在消费上都是孤立的、彼此分离的，所以他们要彼此交换他们各自的产品。由于必须进行交换，就必须决定物品的相对价值。因而价值和交换的观念是密切联系的，两者在实际形式中表现了个人主义和对抗性……产品价值之所以能够确定，只是因为存在着买卖，换句话说，存在着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抗性。只是在有买卖的地方，就是说，在每一个人被迫为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斗争的地方，人们才为价格和价值操心。’”（上述著作第6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5—86页。——编者注］ 　　请问，贝列拉的 感伤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仅仅讲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个人主义、对抗性和斗争，他所说的正是我国民粹派用不同方式说的，而且我国民粹派所说的似乎是真理，因为“个人主义、对抗性和斗争”确实是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必然属性。感伤主义表现在这里：这位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矛盾的圣西门主义者， 只看见这些矛盾，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交换也表明 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它 不仅使人们 分开（这只对资本主义所破坏的中世纪联合来说才是正确的）， 而且使人们 结合，使他们通过市场彼此发生关系。 ［注：在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范围内，用社会地位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代替了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盟。］正是由于一味“痛骂”（从空想主义观点出发）资本主义而造成的这种肤浅的了解，使得引文作者有理由把贝列拉的批评称为 伤感的批评。 　　但是，早已被人遗忘的圣西门主义的早已被人遗忘的信徒贝列拉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把民粹主义的一位最新的“信徒”拿来谈谈不是更好吗？ 　　“生产……丧失了人民性而具有个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尼·—逊先生《论文集》第321—322页） 　　请看，这位改头换面的浪漫主义者是怎样议论的：“人民生产已成为个人生产。”因为作者想把“人民生产”理解为村社[55]，所以他指出生产的 社会性在减弱，生产的 社会形式在缩小。 　　果然是这样吗？“村社”仅仅使得（ 就假定使得；反正我们准备向作者作任何让步）同其他任何一个村社相隔绝的单个村社的生产有组织。生产的社会性 只包括 一个村社的成员。 ［注：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布拉戈维申斯基《汇编》），在22个省的123个县中，村社的平均规模是53户，有男女323人。］而资本主义则造成了一个国家生产的社会性。“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关系的破坏，但是破坏这种联系的是 市场，它用不是由村社、等级、职业、狭隘的手工艺区等等联系起来的 许多个体之间的联系代替了这种联系。资本主义造成的联系表现为矛盾和对抗， 因此，我国这位浪漫主义者不愿看到这种联系（虽然村社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也始终具有旧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和对抗的形式）。空想主义的观点把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变成了 伤感主义的批评。 二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 　　把小生产理想化，向我们表明了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批评的另一个特点，即这种批评的 小资产阶级性。我们看到，法国和俄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同样把小生产当作一种“社会组织”，一种“生产形态”， 并把它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我们也看到，这种对立只不过说明他们的了解极端肤浅，这是人为地不正确地把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大工业资本）分离出来加以斥责，而把 同一商品经济的 另一种形式（小生产）加以乌托邦式的理想化。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者，以及19世纪末的俄国浪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臆想出一种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外的抽象的小经济，而 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这种小经济实际上是处于 商品生产的环境中，——无论19世纪20年代欧洲大陆的小经济，或者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农民经济，都是这样。因此，被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捧上天的小生产者， 实际上是 小资产者，他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也处在同样的矛盾关系中，同样用斗争来捍卫自己，这种斗争一方面不断地分离出少数大资产者，另一方面则把大多数人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实际上，正如大家看见和知道的，不处于这两个对立阶级 之间的小生产者是不存在的，这种中间地位必然决定了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即两重性、两面性，它倾向于斗争中幸运的少数，敌视“倒霉”的多数。商品经济愈向前发展，这些特质就表现得愈明显、愈突出，把小生产理想化只是反映了反动的 小资产阶级观点，这一点就看得愈清楚。 　　不要误解《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的作者加在西斯蒙第身上的那些术语的意思。那些术语决不是说西斯蒙第 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 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维护他们：他想站在一切劳动阶级的立场上，他表示同情这些阶级的一切代表，例如他对工厂立法感到高兴，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总之，他的观点和现代民粹派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 　　请问，究竟根据什么把他评定为小资产者呢？就是根据他不了解小生产（他把它理想化）和大资本（他攻击它）之间的联系，就是根据他 没有看见他所偏爱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实际上正在成为小资产者。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个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的说明： 　　“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巴扎罗夫和斯捷潘诺夫译本第179—180页）[56] 　　因此，民粹主义者极其可笑，他们以为指出小资产阶级性的目的只是想说些特别恶毒的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种论战手法。他们的这种态度，说明他们不了解他们的论敌的总的见解，主要是不了解他们都“同意”的 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原则本身，以及这种批评同伤感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批评的 区别。他们极力回避关于后一种批评、关于这一种批评在西欧的存在以及它对科学批评的态度的问题，单是这种回避本身就已经清楚地表明， 为什么民粹派不想了解这种区别。 ［注：例如艾弗鲁西曾写了两篇关于西斯蒙第“怎样看资本主义的增长”的文章（《俄国财富》第7期第139页），但是，他仍然一点不了解西斯蒙第究竟是怎样看的。《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没有看出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既然艾弗鲁西确实熟悉西斯蒙第，既然他熟悉这样评述西斯蒙第的最新理论的代表（我们下面会看到），既然他也想“赞同”这位新理论的代表，那么他的不了解完全是真正的不了解。这位民粹主义者也不可能在这位浪漫主义者身上看出在他自己身上没有看出来的东西。］ 　　现在我们举例说明。1896年《俄国思想》[57]第5期的书评栏（第229页及以下各页）谈到，知识界中一个根本和绝对敌视民粹主义的“集团在最近出现了，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评论家先生极其扼要地指出了这种敌视的原因和性质，我们不能不以感激的心情指出，他同时十分准确地叙述了敌视民粹主义的那种观点的 实质 ［注：当然，这听起来很奇怪：称赞一个人准确地传达了别人的思想！！但是你们叫我怎么办呢？对于在《俄国财富》和旧《新言论》[58]上经常论战的克里文柯先生和沃龙佐夫先生来说，这样的论战的确是一种特殊的例外。］。评论家先生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不了解，有了关于阶级利益的观念等等，我们就必须否定“人民的理想”（“只是 人民的，而不是民粹主义的”；同上，第229页），据说这种理想就是农民即大多数居民的福利、自由和觉悟。” 　　评论家先生说：“当然有人会象反对别人那样来反对我们，说一个农民作者的理想（这里指的是一个农民表述出来的愿望）是小资产阶级的，因而我国著作界至今还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其实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它除了能吓唬具有莫斯科河南岸的老板娘的世界观和心理的人以外，还能吓唬谁呢？……” 　　话说得真厉害！不过我们还是听下去： 　　“……无论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还是有意采取的社会措施，它们的主要标准其实并不是经济范畴（何况这种范畴还是从不同于本国的、在另外情况下形成的条件中抄袭来的），而是大多数居民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幸福和福利。如果某种生活方式以及维持和发展这种生活方式的某些措施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称它们为小资产阶级的也好，称它们为别的什么也好，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它们（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些措施）本质上仍将是进步的，因而也将是在当时的条件和当时的状况下社会能够达到的最高理想。”（同上，第229—230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难道评论家先生没有发觉他自己在论战方酣时已经跳过了问题吗？ 　　他声色俱厉地宣称，责备民粹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完全是危言耸听”，但他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断言，只是提出如下一个令人十分惊异的论点：“标准……不是经济范畴，而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其实这就等于说：气候的标准不是气象观测，而是大多数人的感觉！请问，这些“经济范畴”不是居民，并且不是一般“居民”，而是在 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 特定居民集团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 科学表述，又是什么呢？评论家先生把关于“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极其抽象的论点同“经济范畴”对立起来，不过是把上世纪末叶以来社会科学的全部发展一笔勾销，而返回到忽视一定社会关系及其发展的幼稚的唯理论的思辨上去了。他大笔一挥就勾销了渴望 了解社会现象的人类思想界找了上百年才取得的全部成果！评论家先生以这种方式摆脱了一切科学成就后，就 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确也直截了当地下结论说：“如果某种生活方式……能导致这种幸福，那么，不管把它称为什么，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你看，怎么会这样呢！其实问题正在于这 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作者自己也刚刚说过，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反对把农民经济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人民生产”或者随便别的什么），他们断言，这决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是最平常的 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其他小生产的生活方式。从第一种见解中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生活方式”（“人民生产”）能“导致幸福”，而从第二种见解中也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这种生活方式”（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只能导致资本主义，它把“大多数居民”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使少数人变为农业的（或者工业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先生朝天放了一枪，而在枪声的掩盖下，认为正是第二种见解（被毫不容情地宣称为“完全是危言耸听”）所否定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证实，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如果他想认真分析第二种见解，那他显然就应该证明下述二者之一：或者证明“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正确的科学范畴， 没有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可以设想的（民粹派先生们也是这样设想的，因此他们就完全回到西斯蒙第的观点上去了）； 或者证明这个范畴 不适用于俄国，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商品经济的统治，小生产者没有变成商品生产者，他们中间并未发生大多数人被赶出、少数人的“独立”得到巩固的上述过程。现在，我们看到，他把指出民粹主义具有小资产阶级性当作是想“欺负”民粹派先生们的一种无聊欲望，我们又读到上面“危言耸听”那句话，我们不禁想起一句有名的格言：“别那么想，基特·基特奇！谁能欺负您呢？只有您能欺负别人！”[59] 三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西斯蒙第。他不仅把小资产阶级理想化，不仅浪漫主义式地不懂得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下“农民”如何变为小资产阶级，他还对农业人口因工业人口增加而减少的现象有十分典型的看法。大家知道，这种现象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在一切文明国家中可以看到，在俄国也可以看到 ［注：在改革后的时代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数增加了。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人所共知的特征，虽然它远没有把现象完全反映出来，没有把俄国不同于西欧的重要特点包括进去。这里不是分析这些特点（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工业村和工厂村的存在，国内垦殖等等）的地方。］。 　　西斯蒙第是当时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当然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他公开确认这一事实，但完全不懂得它与资本主义发展（更广泛些说，与社会分工、与这一现象引起的商品经济的增长）的必然联系。他单纯地 斥责这种现象是“制度”的某种缺点。 　　西斯蒙第指出英国农业的巨大进步后说： 　　“但是，在颂扬这些精耕细作的田地时，还应该看到耕种这些田地的居民；他们比法国耕种同样大小田地的居民少一半。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是赢利；在我看来这是损失。”（第1卷第239页） 　　很明显，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赢利（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评的观点也是如此），是因为他们以此表明了资产阶级的财富、商业和工业的增长。西斯蒙第急于 斥责这种现象，却忘记想一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他说：“据估计，法国和意大利有五分之四的人口属于农民阶级，有五分之四的国民吃本国的粮食，不管国外粮食的价格如何。”（第1卷第264页）特洛伊城已不存在！这句话对此完全适用。现在，不完全依赖 粮食价格即不完全依赖世界资本主义粮食生产的国家（即使是农业占最大比重的国家）已经没有了。 　　“如果一个国家只能依靠每个人拿同样多的工资而进行更多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商业人口，那么它就一定会害怕自己的工业人口增加起来。”（第1卷第322页）读者可以看到，这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善意劝告，因为在这里，“国家”这个概念是建立在把组成这个“国家”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人为地抽象掉的基础上的。西斯蒙第和任何时候一样，只是用希望不存在矛盾的……天真愿望来 回避这些矛盾。 　　“英国从事农业的只有770199户，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有959632户，属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有413316户。在总共2143147户或10150615人中，有这样大一部分居民靠商业财富为生，真是可怕（effrayante）。幸亏法国还远没有这样多的工人依赖远方市场上的得失。”（第1卷第434页）在这里，西斯蒙第甚至忘记了这种“幸运”完全是由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造成的。 　　西斯蒙第在描述现代制度中他认为是“合乎心愿”的变化（这些变化下面再谈）时指出：“毫无疑问，结果〈按浪漫主义者的口味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不止一个单靠工业为生的国家势必要接连不断地关闭许多作坊，过分增加的城市人口就会迅速减少，而农村人口就会增加起来。”（第2卷第367页） 　　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批评的软弱无力和小资产者的绝望惆怅，在这个例子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斯蒙第只 悲叹 ［注：“这一思潮〈即以西斯蒙第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批评的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4页。——编者注）］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对农村居民宗法式的愚钝和闭塞的乐园的毁灭感到的悲哀是如此深重，以至我们这位经济学家连产生现象的原因也不去分析了。因此，他忽略了工业人口的增加同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有必然的密切的联系。商品经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而这种分工也就是工业部门和原料加工业一个个 脱离农业而独立，从而造成工业人口。因此，议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而不注意工业人口相对增加的规律，就是根本不了解 这一社会经济制度的 基本特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注：读者可以根据这点来判断尼·—逊先生的机智，他在《论文集》中明目张胆地把可变资本和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变为绝对减少，并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等等一大堆极其荒谬的结论。］；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条件，所以我们说，俄国的国内垦殖使工业人口增加较快的规律表现复杂化了。只要记起人口早已稠密的俄国中心地带（那里工业人口的增加与其说是依靠城市，不如说是依靠工厂村镇）和改革以后人口才稠密起来的新罗西亚（那里城市增长的速度可以和美国相比）之间的区别就够了。我们打算在另外一个地方更详细地来分析这个问题。］，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第3卷第2部分第177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 　　在这一点上，最新理论的观点也是同怀着感伤的哀怨的浪漫主义截然相反的。了解现象的必然性，自然就会对它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估计到它的各个方面。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深刻最一般的矛盾之一。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是“商业财富”（西斯蒙第的用语）比“土地财富”（农业财富）占优势的必然产物。因此，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与此相反，科学理论指出了大工业资本为这一矛盾带来的 进步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die　geschich-tliche　Bewegungskraft　der　Gessllschaft） ［注：参看对工业中心在居民智力发展方面的进步作用所作的同样非常清楚的评述——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5—507页。——编者注）。承认这种作用并不妨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深刻了解表现在城乡分离上的矛盾。他那部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证明了这一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4—322页。——编者注）］。”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编者注］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那么，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 　　试问，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抱什么观点呢？毫无疑问，是感伤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不仅不懂得在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下工业人口增加的 必然性，甚至象一只把脑袋藏在羽翼下的鸟一样， 竭力不去看现象本身。彼·司徒卢威指出：尼·—逊先生在关于资本主义的议论中断定可变资本 绝对减少，这是莫大的错误（《评述》第255页）；根据俄国工业人口百分数较小就把俄国与西方对立起来，而不注意这个百分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 增加，这是荒谬绝伦的 ［注：请读者记住，西斯蒙第在谈论有80％的农业人口的法国的“幸福”时，正是犯了这种错误，他认为这是某种“人民生产”的特点等等，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表现。］（1893年《社会政治中央导报》[60]第1期）；他所指出的这些果然没有得到回答。民粹派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俄国的特点，但是连我们在上面简略指出过的俄国工业人口形成的 真正特点问题也没有提出来 ［注：参看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215—216页。］。民粹派 在理论上对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但是，事实上，民粹派在议论改革后农村中农民的状况时，并没有被理论上的怀疑所限制，他们也承认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农民迁往城市和工厂区。在这里，他们仅限于为现象 悲痛，正象西斯蒙第为它 悲痛一样。 ［注：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西斯蒙第看到了某些国家工业人口的增加，承认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在某些地方还说明他了解这种现象不仅是一种“反常状态”等等，而是居民生活条件的深刻变化，并且承认这种变化也有某些好处。他关于分工的害处的下述议论，至少表明他的见解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见解要深刻得多，后者不去分析分工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和各个发展时期中所具有的一定形式，而去捏造一个一般的“进步公式”。 　　“虽然工厂工人的一切活动成为单调的操作，一定会妨害他们的发展（in-telligince），可是我们应该公正地说，根据优秀的法官（juges，专家）的观察，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在觉悟、教育和道德方面都胜过农业工人（ouvriers　des　champs）。”（第1卷第397页）西斯蒙第还指出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Vi-vant　sans　cesse　ensemble，moins　épuisés　par　la　fatigue，et　pouvant　se　livrer　davantage　à　la　conversation，les　idées　ont　circulé　plus　rapi-dem　ententre　eux）（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不那么劳累，彼此交谈机会较多，在他们中间思想传播较快。——编者注）。但是，他郁郁不乐地指出，aucun　attachement　à　I’ordre　ètabli（对于现行制度没有任何留恋。——编者注）。］改革后的俄国发生的居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深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第一次破坏了农民的定居生活和固定在一地的现象，造成了他们的流动，并使农业工作者和非农业工作者、农村工作者和城市工作者接近起来 ［注：这一过程的形式对于欧俄中央地带和对于边疆地区也有所不同。到边疆地区去的主要是中部黑土地带省份的农业工人和一部分工业省份的非农业工人，他们在纯农业人口中传布自己的“手工业”知识并“培植”工业。从工业地区出来的非农业工人，一部分奔向俄国各地，大部分则去两个首都和大工业中心，而且这一工业潮流（如果能这样说的话）是如此强大，以至从中部黑土地带省份到工业省份（莫斯科省，雅罗斯拉夫尔省等）去的农业工人都不够了。见谢·亚·柯罗连科《自由雇佣劳动》。］）。无论是它的经济意义，还是（也许是更重要的）它的道德意义和教育意义，都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而仅仅成为感伤的浪漫主义抱怨的借口。 四浪漫主义的实际愿望 　　现在我们试把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的总的看法加以归纳（读者一定记得，艾弗鲁西也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任务），并考察一下浪漫主义的实际纲领。 　　我们已经知道，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是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人之一。但是，他在 指出这些矛盾之后，不仅没有试图去分析它们，说明它们的起源、发展和趋势，甚至把它们看作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他幼稚地用格言、揭露、关于消除它们的规劝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似乎这些矛盾并不反映整个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现实居民集团的 实际利益。这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把各种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看作是学说、体系甚至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站在发展的矛盾以外并处于两个对立者之间的中间过渡地位的小资产者的狭小眼界，在这里是同幼稚的唯心主义（我们几乎想说是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唯心主义用人们（特别是执政者）的意见来解释社会制度而不是用社会制度来解释人们的意见。现在我们把西斯蒙第所有类似的见解列举如下。 　　“为了物而忘记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吗？ 　　英国的例子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灾难只是产生于它遵循了 错误的经济方针。”（第1卷第Ⅸ页）在西斯蒙第看来，英国只是对大陆起着恫吓的作用，我国浪漫主义者和他一模一样，不过他们以为自己拿出来的不是陈旧不堪的废物而是某种新的东西。 　　“为了使我的读者注意英国，我想指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它所遵循的原则行事，那我们自己未来的历史将会怎样。”（第1卷第ⅩⅥ页） 　　“……大陆国家认为应该仿效英国发展工场手工业。”（第2卷第330页）“再没有比英国所呈现的情景更令人惊异、更令人可怕了。”（第2卷第332页）［注：为了清楚地表明欧洲的浪漫主义和俄国的浪漫主义的关系，我们准备在脚注中引用尼·—逊先生的话。“我们不希望利用西欧经济发展过程传授给我们的经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光芒曾使我们大为惊讶，而现在美国资本主义无比迅速的发展也同样使我们大为惊讶”等等。（第323页）可见，甚至尼·—逊先生的措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使他“惊讶”的东西，也就是本世纪初叶使西斯蒙第“惊讶”的东西。］ 　　“不应该忘记，财富只是代表着（n＇est　que　la　représentation）使生活惬意和舒适的东西”（这里已经用一般财富代替了资产阶级的财富！），“而创造人为的财富必然使国家遭受一切实际的贫困和痛苦，这就是把事物的名称当作它的本质（prendre　le　mot　pour　la　chose）”。（第1卷第379页） 　　“……当国家还只是遵循自然界的指示（吩咐indications）并利用气候、土壤、位置和拥有的原料所提供的优越条件时，它没有使自己处于不自然状态（une　position　forcée），它没有去寻求那种对人民群众来说是真正贫困的表面财富（une　opulence　appa-rente）。”（第1卷第411页）资产阶级的财富不过是表面财富！！“关闭自己的对外贸易的大门对于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就会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说是（en　quelque　sorte）把它引向灭亡的错误的活动。”（第1卷第448页）［注：“……我们近30年所走的那条经济道路是不正确的”（第281页）……“我们过于长久地把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人民经济的利益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谬误……保护工业所取得的表面成果……使我们糊涂到这种程度，以至我们完全忽略了人民社会的方面……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是依靠什么实现的，我们连一切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第298页），——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 　　“对自己过去采取鄙弃的态度……培植资本主义……”（第283页）……“我们……使用了一切手段来培植资本主义……”（第323页）“……我们忽略了……”（同上）］ 　　“……工资中必须有一部分用来维持那些领取工资的人的生活、精力和健康……触动这一部分工资的政府是不幸的，它会牺牲一切（il　sacrific　tout　ensemble）——既牺牲人，又牺牲对未来财富的希望……这一区别使我们了解到，那些尽量降低工人阶级的工资来增加厂主、商人、私有者的纯收入的政府，实行了多么错误的政策。”（第2卷第169页）［注：“……尽管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的，可是我们没有去阻止它的发展。”（第323页）］ 　　“最后该问：我们往何处去？”（oú　I’on　veut　aller）（第2卷第328页） 　　“他们〈即私有者阶级和劳动者〉的区分、他们的利益的对立，是我们加给人类社会的现代人为组织的后果……社会进步的自然程序决不是要把人和物分开，或者把财富和劳动分开；在农村，私有者可以仍然是农夫；在城市，资本家可以仍然是手工业者（arti-san）；劳动阶级和有闲阶级的分离决不是社会存在或生产所绝对必需的；我们实行这种分离是为了大家的最大利益，要真正获得这种利益，则有赖于（il　nous　appartient）我们去调节这种分离。”（第2卷第348页） 　　“这样就使生产者互相对立〈即老板同工人对立〉，迫使他们走上一条与社会利益截然相反的道路……但是，在这种降低工资的经常斗争中，每个人都有一份的社会利益却被大家忘记了。”（第2卷第359—360页）在此以前，他也回忆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些道路：“社会生活开始时，每个人都有资本，他们靠这些资本来运用自己的劳动，而且几乎一切手工业者都靠同样由利润和工资构成的收入为生。”（第2卷第359页）［注：“我们没有坚持我们历来的传统；没有发扬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没有用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他们〈农民们〉手中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第322—323页）“我们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整个人民生产的发展……我们忽略了一种发展……只有依靠另一种发展才有可能。”（第323页，黑体是我们用的）］ 　　看来，够了……可以相信，既不熟悉西斯蒙第也不熟悉尼·—逊先生的读者，很难说出这两个浪漫主义者中间哪一个的观点更粗浅、更幼稚，是脚注中的还是正文中的。 　　西斯蒙第在他的《新原理》中用了很多篇幅来谈论的实际愿望，也与这一点完全符合。 　　西斯蒙第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篇中说，我们与亚·斯密的区别在于“我们几乎始终呼吁政府进行干预，而亚·斯密则摈弃这种干预”（第1卷第52页）。“国家没有改善分配……”（第1卷第80页）“立法者能够使穷人得到某些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第1卷第81页）“生产应该适合社会收入，那些鼓励无限制的生产的人不注意去认识这种收入，想给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le　chemin　des　richesses），结果却把国家推向灭亡。”（第1卷第82页）“当财富逐渐地（gradué）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也许政府的职责就是延缓（ralentir！！）这种运动，以便调节这种运动。”（第1卷第409—410页） 　　关于正是通过矛盾和不均衡这一途径来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意义，西斯蒙第一窍不通！ 　　“如果政府对致富的欲望加以调节和节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无比仁慈的政府。”（第1卷第413页）“如果现在受舆论谴责的某些商业规定因鼓励工业而应该受到谴责，那么它们也许会因抑制工业而被证明是正确的。”（第1卷第415页） 　　从西斯蒙第的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是惊人的无知，他根本不懂得，他所处的那个时期的全部历史意义在于摆脱中世纪的束缚。他并未感到，他的议论助长了当时那些为旧制度辩护的人的声势，那时这些人甚至在法国都还很有势力，更不必说他们统治下的西欧大陆的其他国家了。 ［注：艾弗鲁西认为西斯蒙第的这些惋惜和热望是“公民的勇敢”（第7期第139页）。吐露感伤主义的愿望竟需要公民的勇敢！！你只要看看任何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就会看到，19世纪最初25年的西欧国家的组织形式，按照国家法这门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警察国家。你也会看到，不仅本世纪最初25年，而且本世纪第二个25年的历史任务，正是反对这种国家。那时你会懂得，西斯蒙第的观点带有复辟时代法国小农的愚蠢无知的色彩，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感伤的浪漫主义和罕见的公民幼稚性结合的典型。］ 　　总之，西斯蒙第的实际愿望的出发点是保护、阻滞和限制。 　　这种观点完全是自然而不可避免地从西斯蒙第的整个思想领域中产生的。他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当时，在机器的影响下（请注意，正是在机器工业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 ［注：英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不是在18世纪末，而是要早得多。］，全部社会关系开始受到急剧的改造，这种改造在经济学中通常称为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最先估计到这个革命（它建立了现代欧洲社会来代替宗法式的半中世纪社会）的全部深刻意义的经济学家中，有一位对它是这样评述的： 　　“近60年来〈写于1844年〉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60—80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象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象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296页。——编者注）。］ 　　这就是以小生产为经济基础的一切根深蒂固的旧关系的最彻底的“破坏”。显然，西斯蒙第从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不能了解这种“破坏”的意义。显然，他首先和主要是希望、请求、呼吁和要求“停止破坏。” ［注：我们大胆地希望，尼·—逊先生不要因为我们从他那里（第345页）借用了我们认为是非常中肯非常典型的说法而抱怨我们。］ 　　究竟怎样“停止破坏”呢？当然首先是支持人民的……不，是“宗法式的生产”，支持农民和小农业。西斯蒙第用了整整一章（第2卷第7篇第8章）来谈“政府应该怎样保护居民不受竞争的影响”。 　　“政府在农业人口方面的总任务是保证工作者（à　ceux　qui　travaillent）有一部分财产，或者是支持（favoriser）我们所说的无与伦比的宗法式农业。”（第2卷第340页） 　　“伊丽莎白法令规定，除非分到4英亩土地，否则禁止在英国建造茅舍（cottage），但未被遵守。如果这项法律得到了贯彻，那么任何一个日工没有自己的cottage就不能结婚，因此，任何一个茅舍农民都不会弄到赤贫的地步。这已经前进了一步（c’est　quel-que　chose），但这还不够；按照英国的气候，一户农民即使有4英亩土地，还得过贫困的生活。现在英国的茅舍农民大都只有1．5—2英亩的土地，并且要付相当高的租金……应该用法律……责成地主在把自己的田地分给许多茅舍农民时，给每个人以足够的土地，使其能够生活。”（第2卷第342—343页）［注：“保持我们历来的传统；〈这不就是爱国主义吗？〉……发扬我们继承的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紧密联系的原则……”（尼·—逊先生，第322页）“我们离开了许多世纪以来所走的道路；我们开始排斥以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紧密联系、农业和加工工业紧密联系为基础的生产，而把以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带来了现在西欧正在遭受的一切灾难）的发展原则当作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第281页）请读者把“西欧人”自己对于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的上述看法和这种看法比较一下以及其他等等。“原则……把土地分给农民或者……把劳动工具给与生产者本人”（第2页）……“历代的人民基石”（第75页）……“因而，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即表明在现时经济条件下农村人口得到物质保证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数字）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要素之一，但也只是要素之一而已。”（第65页）可见，西欧浪漫主义者喜欢在“历来的传统”中寻求对人民生产的“核准”，并不在俄国浪漫主义者之下。］ 　　读者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愿望同民粹派的愿望和纲领是完全 一样的，二者都同样忽略了 实际的经济发展，并且荒谬地把恢复古代宗法式环境的条件移到充满疯狂竞争和利益斗争的大机器工业时代。 五浪漫主义的反动性 　　当然，西斯蒙第不能不意识到实际发展是 怎样的。因此，他在要求“鼓励小农业”（第2卷第355页）时直截了当地说，应该“使农业发展的方向与现在英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完全相反”（第2卷第354—355页）。 ［注：参看瓦·沃·先生的“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的民粹派纲领。参看上引沃尔金的书第181页。］ 　　“幸亏英国有办法为自己的农村贫苦农民做很多事情，把自己大量的村社土地（ses　immenses　communaux）分给他们……假如英国的村社土地分为20—30英亩大小的一块块自由土地（en　propriétés　franches），他们〈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农民阶级，即他们现时惋惜其几乎要全部消灭的自由民，将怎样复兴起来。”（第2卷第357—358页） 　　浪漫主义的“计划”被描绘得很容易实现，因为浪漫主义的实质正在于忽视实际利益。“这种建议（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给日工，使地主担负照顾日工的责任）想必会激怒现时英国唯一享有立法权的大地主；但它毕竟是公正的……只有大地主才需要日工；他们造成了日工，就让他们去养活日工好了。”（第2卷第357页） 　　读到这些在本世纪初叶所写的幼稚的东西，你不会感到惊异，因为浪漫主义的“理论”是与造成这种十分原始的观点的资本主义原始状态相适合的。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在理论上对它的了解，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这一切在当时还是彼此适合的，而西斯蒙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严谨的作家。 　　西斯蒙第说：“我们已经指出这一阶级〈即手工业者阶级〉以往在建立行会和公会（des　jurandes　et　des　maitrises）时得到怎样的庇护……这里并不是说要恢复他们奇怪的和压迫性的组织……但是立法者应该抱定目的提高工业劳动报酬，使雇佣工人摆脱他们所处的不稳定的（précaire）地位，最后使他们有可能容易地取得他们称之为地位［注：黑体是原作者用的。］（un　état）的东西……现在工人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是工人，而以前工人的地位只是取得更高地位的准备和第一步。重要的是恢复这种升迁的可能性（cette　faculté　progressive）。应该做到使老板乐于把自己的工人提到更高的地位；使受雇于手工工场的人真正从获得普通雇佣工资的工作做起，但也让他任何时候都有好好工作就能获得一部分企业利润的希望。”（第2卷第344—345页） 　　很难更清楚地表明小资产者的观点了！行会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他说他不愿意恢复行会，其意思显然只是：应该采用行会的原则和思想（正如民粹派想采用的是村社的原则和思想，而不是称为村社的现代纳税团体），而抛弃其中世纪的畸形丑态。西斯蒙第的计划的荒谬性，不在于他完全维护行会，想完全恢复行会，——他并未提出这个任务。其荒谬性在于，他把联合地方手工业者这种狭隘的原始的需要所产生的 联盟当作典范，想把这种标准、这种典范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联合的社会化的因素是大机器工业，它摧毁中世纪的壁障，消除地区、地域和职业的区别。浪漫主义者意识到必须有某种形式的联盟和联合，于是把满足宗法式的停滞的社会中对联合的狭隘需要的联盟当作典范，并且希望把它应用于完全改造过的社会，这个社会有流动的人口，有劳动的社会化，而且这种社会化不限于某个村社或某个公会的范围，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甚至超出一国的范围。 ［注：民粹派对另一种联盟（村社）的看法也是同样错误的，这种联盟能够满足把地方农民（他们是由统一的地产、牧场等等联系起来的，而主要是由统一的地主和官吏的权力联系起来的）联合起来的狭隘需要，但是完全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它们破坏了一切地方性的、等级制的、有类别的障碍，并造成了村社内部深刻的经济利益的纠纷）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联盟和联合的需要不是减少了，反而无比地增加了。但是用旧的标准来满足新社会的这种需要是完全荒谬的。这个新社会要求：第一，这种联盟不应是地方性的、等级制的和有类别的；第二，这种联盟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和农民分化所造成的地位和利益的差别。把经济地位和利益差别很大的农民连在一起的地方性的、等级制的联想，现在由于它所承担的义务，对农民本身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浪漫主义者的这一错误使他获得了当之无愧的 反动者称号，但说他是反动者，并不是说他想简单地恢复中世纪制度，而是说他企图以旧的宗法式的尺度来衡量新社会，想在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的旧秩序和旧传统中去寻找典范。 　　艾弗鲁西根本不懂得这一点。他正是从粗鄙的庸俗的意义上来了解西斯蒙第的理论是反动的理论这一评语的。艾弗鲁西困惑起来了……他说：怎么会那样呢？西斯蒙第直截了当地声称他决不想恢复行会，他怎么会是反动者呢？于是艾弗鲁西断定，“责备”西斯蒙第“倒退”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西斯蒙第是“正确地”看待“行会组织”的，并且是“充分估计到它的历史意义的”（第7期第147页），他说，这已被某些教授关于行会组织的优点的历史研究阐明了。 　　冒充有学问的作家往往具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惊人本领！西斯蒙第对行会的看法所以是典型的和重要的，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实际愿望与行会联系了起来。 ［注：见上面的引文，哪怕是看一下我们从中引证了关于行会的议论（艾弗鲁西也引用过，第147页）的那一章的标题。］ 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就被看成是 反动的学说。而艾弗鲁西却牛头不对马嘴地谈论关于行会的最新历史著作！ 　　这些不恰当的和冒充有学问的议论的结果，就是艾弗鲁西正好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把西斯蒙第的学说说成是反动的学说是否公正？他所忽略的正是最主要的东西——西斯蒙第的 观点。西斯蒙第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人们把我当作社会进步的敌人，当作野蛮的和强制性的制度的倡议者。这是不对的，我并不想要已经有过的东西，但是我想要一种比现时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我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判断现在，只能把它和过去比较，当我用废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时，我决不想恢复废墟。”（第2卷第433页）浪漫主义者的 愿望是非常好的（民粹派的愿望也是如此）。由于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他们比那些否认这些矛盾的盲目乐观主义者高明。西斯蒙第被看作反动者，完全不是由于他想回到中世纪去，而是由于他在自己的实际愿望中把“现在和过去比较”而不把现在和将来比较，由于他不 用最新发展的趋势而 用“废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 ［注：他证明了这些需要的存在，我们再说一遍，这一点就使他比狭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明得多。］这就是艾弗鲁西不能理解的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这种观点使他与其他一些和他同时或在他以后也证明了“社会的永恒的需要”的作家截然不同。 　　艾弗鲁西的这一错误说明，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学说这些术语的了解很狭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讲到第一个术语时已经谈过。这些术语所指的决不是小店主的自私自利的欲望或阻止社会发展、向后倒退的愿望，它们只说明该作者观点的 错误，他的理解和眼光的狭隘，因而他所选择的手段（为达到十分美好的目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能使小生产者感到满足或为守旧主义者效劳。例如，西斯蒙第决不是小 私有制的狂热拥护者。他对联合、联盟的必要性的了解，丝毫不亚于我国现代的民粹派。他希望把工业企业中的“一半利润”“分配给联合起来的工人”（第2卷第346页）。他公开赞成“联合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一切“生产成就都会有利于从事生产的人”（第2卷第438页）。西斯蒙第在谈到他的学说与当时著名的欧文、傅立叶、汤普逊、梅隆的学说的关系时说：“我也和他们一样，希望在那些共同生产一种产品的人们中间实现联合，而不想使他们彼此对立。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提出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在某一天达到这个目的。”（第2卷第365页） 　　西斯蒙第同这些作家的区别正在于 观点。因此十分自然，不了解这种观点的艾弗鲁西，就十分错误地描述了西斯蒙第同这些作家的关系。 　　我们在《 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上看到：“如果西斯蒙第对同时代的人影响极其微弱，如果他所提出的社会改革未能实现，那么，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大大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他是在资产阶级欢度蜜月的时期著书立说的……显然，在那种条件下，一个要求实行社会改革的人的呼声势必成为旷野里的呼声。但是我们知道，后代人对他的态度也没有好多少。这也许因为如我们上面说过的，西斯蒙第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作家；虽然他希望实现巨大的变革，可是他不能完全抛弃旧的东西。因此，温和的人认为他太激进，激进的人又认为他太温和。” 　　第一，说西斯蒙第因提出种种改革而“超越了时代”，是根本不懂得西斯蒙第学说的实质，西斯蒙第本人在谈到自己时也说，他是把现在同过去相比。只有眼光极其短浅（或一味偏袒浪漫主义）的人，才会因为西斯蒙第同情工厂立法 ［注：而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西斯蒙第也没有“超过”时代，因为他只是赞成英国已经实现的东西，而不能了解这种改革同大机器工业及其进步的历史意义的联系。］等等而忽视西斯蒙第理论的总的精神和总的意义。 　　第二，艾弗鲁西因而认为，西斯蒙第与其他作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所提出的改革的 坚决程度有所不同：其他作家走得远些，而西斯蒙第却没有完全抛弃旧的东西。 　　问题不在这里。西斯蒙第与这些作家的区别要深刻得多，完全不在于一部分人走得远些，另一部分人畏缩不前 ［注：我们不想说上述作家在这方面没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不能说明问题，不能正确地表明西斯蒙第与这些作家的关系。结果似乎他们的观点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结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而已。问题不在于西斯蒙第没有“走”那样远，而在于他往后“走”，上述作家却向前“走”。］，而在于他们从两个 截然相反的观点来看改革的 性质本身。西斯蒙第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这些作家也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西斯蒙第是空想家，把自己的愿望不是建筑在实际的利益上，而是建筑在抽象的思想上，——这些作家也是空想家，也是把自己的计划建筑在抽象的思想上。但是他们的计划的 性质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是从 截然相反的观点来看待提出了“永恒的需要”问题的最新经济发展的。上述作家们预知未来，天才地推测出他们亲眼看到的旧日机器工业造成的那种“破坏”的趋势。他们注视着实际发展的趋向；他们确实 超越了这一发展。西斯蒙第却 背向这一发展；他的空想不是预知未来，而是复活过去；他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幻想“停止破坏”，即上述作家们 从中获得自己空想的那种“破坏” ［注：马克思说：“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的创始人，但是……他不象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化要素的作用（Tragweite）抱有任何幻想。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变革’的起点。”[6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编者注）］。正因为如此，西斯蒙第的空想被认为（而且十分公正）是反动的空想。我们再说一遍，这一评价的根据， 仅在于西斯蒙第不了解从上世纪末叶起，大机器工业对西欧各国陈旧的、半中世纪的、宗法式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那种“破坏”，具有进步的意义。 　　西斯蒙第的这种独特的观点，甚至在他泛论“联合”的议论中也显露出来。他说：“我所希望的是把手工工场的财产（la　propri-été　des　manufactures）分给为数众多的中等资本家，而不是把它集中在一个拥有亿万财富的人的手中……”（第2卷第365页）更突出地表明小资产者观点的是下面一段议论：“必须消灭的不是穷人阶级，而是日工阶级；应该使他们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第2卷第308页）“ 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西斯蒙第学说的全部实质就在这句话里！ 　　当然，西斯蒙第自己一定会感到他的善良愿望是不能实现的，感到这种愿望与现代利益的冲突是极不调和的。“要把参加同一生产的人（qui　concourrent　à　la　meme　production）的利益重新结合起来……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困难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第2卷第450页） ［注：“俄国社会所要解决的任务日趋复杂。资本主义占倾的阵地日益扩大……”（同上）］意识到自己的希望和愿望不符合现实条件及其发展，自然就力图证明现在“回去”“还不算晚”，等等。这位浪漫主义者企图依靠现代制度的矛盾的 不发展，依靠国家的 落后。“人民争得了我们已经进入的自由制度〈指的是封建制度的崩溃〉；但是，当他们摧毁了他们戴了很久的枷锁的时候，劳动阶级〈les　hommes　de　peine——劳动者〉并未失掉任何财产。在农村中，他们作为对分制佃农、世袭租地户（censitaires）、租地者而占有土地（ils　se　trouvèrent　associés　à　la　propriété　du　sol）。在城市中，他们是为了互助而成立的公会、手工业者联合会（métiers）的成员，是独立的手工业者（ils　se　trouvèrent　associés　à　la　propriété　de　leur　industrie）。只是到我们这个时代，只是到最近时期（c’est　dans　ce　moment　même），财富的增加和竞争才破坏了所有这些联合组织。但这种破坏（révolution）尚未完全结束。”（第2卷第437页） 　　“诚然，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处于这种不自然状态；我们只在一个国家中看见这样一种经常的对照：一方面是表面的财富（riches-se　apparente），一方面是靠社会慈善事业为生的十分之一的居民的惊人贫困。但是这个国家在别的方面如此值得模仿，甚至它的错误也眩人眼目，它用本身的例子诱惑了大陆上所有的国家要人。如果这些思虑已经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利益，那么，我想我至少要为人类和我的同胞效劳，指出这个国家所走的道路的危险性，并用它本身的经验来证明：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无限制竞争的原则上，就是要在一切个人欲望的冲击下牺牲掉人类的利益。”（第2卷第368页） ［注：“俄国社会要解决一项非常困难的然而并不是不能解决的伟大任务：通过不是由区区少数人而是由全体人民利用生产力的形式，来发展居民的生产力。”（尼·—逊，第343页）］西斯蒙第是用这样一些话结束他的《新原理》的。 　　马克思在下面的评论中清楚地表述了西斯蒙第及其理论的总的意义，他首先概述了产生这一理论（而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刚开始在西欧建立大机器工业的时代产生这一理论）的西欧经济生活条件，然后对这个理论作了评价。 ［注：参看《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的引文，以及《俄国财富》第6期第94页尼·—逊先生文章中的引文。］ 　　“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注：艾弗鲁西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上也引证了这一段话（从“这种社会主义”起）。］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注：参看上述文章，1894年《俄国财富》第6期第88页，尼·—逊先生的这一段译文中有两处不确切，一处遗漏。他把“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的”译成“狭隘小市民的”和“狭隘农民的”。他把“工人的事业”译成“人民的事业”，虽然原文是der　Arbeiter（工人的。——编者注）。“必然被突破”（gesprengt　werden　mussten）这几个字他遗漏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编者注］ 　　我们在分析西斯蒙第学说的每个要素时，都力图表明这一评论的正确性。现在我们只指出艾弗鲁西在这里所使用的可笑手法，这种手法集他对浪漫主义的叙述、批判和评价中的一切错误的大成。读者一定记得，艾弗鲁西在文章（《 俄国财富》第7期）的开头就说，把西斯蒙第列为反动者和空想家是“不公正的”和“不正确的”。（上引书，第138页）为了证明这个论点，第一，艾弗鲁西狡猾地绝口不谈最主要之点，即西斯蒙第的 观点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阶级小生产者的地位和利益之间的联系；第二，在分析西斯蒙第理论的个别原理时，艾弗鲁西不是象我们指出过的那样把西斯蒙第与最新理论的关系表述得完全不正确，就是干脆把最新理论置之不顾，而靠引证“并未超过”西斯蒙第的德国学者的话为西斯蒙第辩护；第三，艾弗鲁西想这样概括对西斯蒙第的评价，他说：“我们可以〈！！〉用”一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话来概括我们〈！〉对西蒙德·德·西斯蒙第的作用的看法”（《 俄国财富》第8期第57页），接着他引证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段话，即只引那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评论的 一部分，而丢掉了阐明西斯蒙第理论与最新社会的特殊阶级之间的联系的那一部分，以及在最后结论中指出西斯蒙第的反动性和空想主义的那一部分！不仅如此。艾弗鲁西不仅随便抽出评论的 一部分使人无法了解 整个评论，从而完全不正确地表述了这位经济学家与西斯蒙第的关系。他还想替西斯蒙第粉饰，似乎他只是转述那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而已。 　　艾弗鲁西说道：“此外，我们还要补充说，西斯蒙第在某些理论观点方面是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 ［注：类似阿道夫·瓦格纳吗？——克 ·土·注］的先驱：我们要记起他对资本收入和危机的看法，以及他的国民收入的分类等等。”（同上）由此可见，艾弗鲁西不是用德国经济学家对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及其空想的反动性的说明，来 补充那位经济学家对西斯蒙第的功绩的说明，而 正是用他的学说中被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是 没有一个科学字眼的那些部分（例如“国民收入的分类”）来 补充西斯蒙第的 功绩。 　　有人反对我们说：艾弗鲁西可能完全不同意应当到经济现实中去寻找对经济学说的解释这种意见；他也许深信阿·瓦格纳的“国民收入分类”理论是“最杰出的”理论。我们乐意相信这种说法。但是，他事实上根本不了解这种理论同西斯蒙第的关系，并用一切可能的（甚至不可能的）办法把这种关系表达得完全不正确；既然如此，他又有什么权利卖弄民粹派先生们十分乐意表示“同意”的那种理论呢？ 　　假如问题只牵涉到艾弗鲁西一个人（在民粹派的文献中差不多是初次碰见这位作家的名字），我们就不会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了。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艾弗鲁西个人，甚至不是他的见解，而是 民粹派和他们似乎赞同的那位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的理论的关系。艾弗鲁西决不是一个例外。相反，他的例子是十分典型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处处把西斯蒙第的观点和理论同尼·—逊先生的观点和理论作了对比。 ［注：另一个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在上述最重要的问题上，是与尼·—逊先生完全一致的，只是观点更加粗浅。］这两位作家完全相似，他们的理论见解，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他们的实际结论和愿望的性质都是 一样的。既然尼·—逊先生的见解可以称为民粹主义的最后一言，所以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 民粹派的经济学说不过是全欧洲浪漫主义的俄国变种。 　　不言而喻，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历史特点和经济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的无比落后，才产生了民粹主义的非常显著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无非是同类间的差别，因而并未改变民粹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 同类性。 　　也许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差别，是民粹派经济学家力图掩饰自己的浪漫主义，其手法是声明“同意”最新理论，大量加以 引证，虽然这种理论对浪漫主义采取坚决的否定态度，并且是在同小资产阶级学说的一切变种进行激烈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对西斯蒙第的理论进行分析所以具有特殊意义，正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这种改头换面的 通用手法的可能。 　　我们知道， 无论是浪漫主义， 或者是最新理论， 都指出了现代社会经济中的 同一些矛盾。民粹派就利用了这一点，他们 引证说，最新理论承认了危机、寻求国外市场、消费下降而生产增长、关税保护政策、机器工业的有害作用等等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矛盾。民粹派是完全正确的，最新理论确实 承认浪漫主义也承认的 所有这些矛盾。但是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地分析这些矛盾，把这些矛盾归结为在该经济制度土壤上滋长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与只是为了善良的愿望而指出这些矛盾有什么不同？没有，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分析过这个问题，来说明最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区别。民粹派利用自己对矛盾的说明也同样只是为了善良的愿望。 　　其次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感伤主义的批评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辩证的批评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提出过这个问题，来说明最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区别。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必须把当前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当作衡量自己理论的标准（而科学批评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应用这一标准）。 　　最后请问，有哪一个民粹主义者曾经提出过下列两种观点有什么不同：浪漫主义把小生产理想化，并为“资本主义”“破坏”小生产的基石而痛哭，而最新理论则认为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是自己学说的出发点，并宣称这样“破坏基石”（我们使用了这个流行的民粹派术语，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在大机器工业影响下的社会关系改造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在俄国并且在 各处都是以使社会思想界感到震惊的激烈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进步现象。仍然没有。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者试图把使人不得不承认西欧的“破坏”是一种进步现象的尺度用于俄国的“破坏”，他们都为基石而哭泣，劝人停止破坏，眼泪汪汪地要人们相信这就是“最新理论”…… 　　他们根据西欧科学和生活的最新成就，自以为他们的理论是对资本主义问题作出新的独立的解决，把他们的这种“理论”同西斯蒙第的理论相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思想发展多么原始的时期产生的。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种理论是陈旧的。不是有很多很陈旧的欧洲理论对于俄国仍是十分新颖的吗！问题的实质在于 这种理论从出现之日起，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理论。 六浪漫主义和科学理论对英国谷物税问题的评论 　　把浪漫主义关于现代经济学中主要问题的理论同最新理论加以比较后，现在我们再把二者对一个 实际问题的判断加以比较。由于这个实际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原则问题之一，由于这两个敌对理论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进行这种对比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我们指的是英国 谷物法[62]及其废除问题。这个问题在本世纪第二个25年中，不但使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且使大陆的经济学家也深感兴趣，因为大家都懂得，这决不是关于关税政策的个别问题，而是关于贸易自由、竞争自由、“资本主义命运”的总问题。这里谈论的恰恰是要彻底实行竞争自由来建成资本主义大厦，为彻底完成英国大机器工业从上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那种“破坏”扫清道路，并清除 农业中阻挠这种“破坏”的障碍。我们打算谈论的两位大陆经济学家正是 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 　　西斯蒙第在他的《新原理》第2版中，特别加进了“论谷物贸易法”一章（第1卷第3篇第10章）。 　　他首先确认了问题的迫切性：“现在有一半英国人要求废除谷物法，非常气忿地反对它的支持者；另一半英国人则要求保持谷物法，对那些想要废除它的人发出愤怒的叫喊。”（第1卷第251页） 　　西斯蒙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英国农场主的利益要求对谷物课税，以保证他们的remunerating　price（赚钱的或不亏本的价格）。手工工场主的利益则要求废除谷物法，因为手工工场没有国外市场就不能存在，而限制进口的法令却阻碍了英国出口的进一步扩大：“手工工场主说，他们在销售地区遇到的市场饱和状态，就是谷物法造成的，大陆的富人由于自己的谷物找不到销路，无法购买他们的商品。”（第1卷第254页） ［注：尽管英国厂主的这种解释很片面，他们忽略了产生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和市场扩大不大时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其中包含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思想：用向国外销售的办法来实现产品，总的说来，是需要有相应的输入的。现在我们要把英国厂主的这种意见，推荐给那些用“向国外销售”这种高见来回避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实现问题的经济学家。］ 　　“对外国粮食开放市场，也许会使英国的地主破产，使地租空前跌落。毫无疑问，这是很大的灾祸，但这并非不公平的事情。”（第1卷第254页）西斯蒙第还极其天真地来证明，地主的收入应该适合他们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吗？）的贡献（原文如此！！）等等。西斯蒙第继续说：“农场主将从农业中抽出自己的资本（至少是一部分）。” 　　西斯蒙第的这种议论（而他是满足于这种议论的）表明，浪漫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实际存在的经济发展过程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我们知道，西斯蒙第本人指出过英国农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增长。但是他急于谴责这一过程而不去研究它的原因。正是这种急躁性，这种想把自己的天真愿望强加于历史的行为，才使西斯蒙第忽略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和 这一过程在谷物法废除后的必然 加速，即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是他所预言的衰落。 　　但西斯蒙第是忠于自己的。他一接触到这个资本主义过程的矛盾，就立刻天真地“驳斥”它，用尽一切办法证明“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 　　“日工将做什么呢？……工作会停顿，田地将变为牧场……没有工作的54万户将何以为生呢？ ［注：西斯蒙第为了“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合适的，马上作出一个大概的计算（例如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瓦·沃 ·先生就是非常喜爱这种计算的）。他说，从事农业的有60万户。若把田地变成牧场，则“需要”的户数不到该数的1/10……这位作家愈是发觉自己对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了解得少，就愈热心地去作孩子似的“目测”计算。］就假定他们宜于从事任何工业工作，但是现在有能够容纳他们的工业吗？……能够找到一个政府心甘情愿地让它管辖下的一半国民遭到这种危机吗？……那些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能够从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吗？要知道，这些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致命打击，要比关闭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255—256页）名噪一时的“国内市场缩小”的论调出现了。“几乎占全国人口半数的英国农民阶级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几乎将完全失去地租收入的富人停止消费，会使工场手工业遭到多大损失呢？”（第267页）这位浪漫主义者拚命向厂主证明，他们的生产和财富的发展所固有的矛盾，只是表明了他们的错误和他们的不会盘算而已。西斯蒙第为了使厂主“相信”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详尽地描绘了波兰粮食和俄国粮食竞争的威胁。（第257—261页）他拿出各种论据，甚至想影响英国人的自尊心。“俄国皇帝只要想从英国方面取得某种让步，就可以封锁波罗的海港口，使英国处于挨饿的境地，这样一来，英国的光荣将置于何地呢？”（第268页）读者一定记得，西斯蒙第是用买卖容易发生欺诈来证明“替货币权力辩护”是错误的……西斯蒙第想“驳倒”农场经济理论的阐释者，他指出富有的农场主经不起贫苦农民的竞争（见上面引文），并且终于得出了自己心爱的结论，看来，他深信他已证明了“英国”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英国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种实际〈即货币经济的发展，西斯蒙第用I’habi-tude　de　se　fournir　soi-même“自食其力”和它对立起来〉并未免除危险。”（第263页）“经营制度〈即农场经济〉本身是不好的，是建立在危险的基础上的，应该设法加以改变。”（第266页） 　　于是，一定经济制度中的一定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具体问题，竟沉没在天真愿望的洪流中！但是有关双方把问题提得如此尖锐，以至局限于这种“解决”（浪漫主义对其他一切问题也局限于这种“解决”）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西斯蒙第绝望地问道：“但是，怎么办呢？是开放还是封锁英国港口呢？是使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饿死呢？问题的确是可怕的；英国内阁的处境是国家要人可能陷入的最尴尬的处境之一。”（第260页）西斯蒙第又转向所谓农场制度的“危险性”、“使整个农业从属于投机制度的危险性”这个“总结论”。但是，“当从事工场手工业的那一半国民苦于饥饿，而他们要求采取的措施又使从事农业的另一半国民遭到饥饿威胁时，英国怎样才能采取一些可能提高小农场作用（remettraient　en　honneur）的认真而渐进的措施，我不知道。我认为必须大大修改谷物贸易法；但是我劝告那些要求完全废除谷物法的人去仔细研究下列问题”（第267页），——接着又是埋怨和担心农业的衰落、国内市场的缩小等等那一套。 　　浪漫主义一碰到现实就一败涂地了。它被迫给自己开了一张思想贫乏的证明书，并且亲笔签收。你们一定会想起，浪漫主义是多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理论”上的一切问题！保护关税政策是不明智的，资本主义是致命的谬误，英国的道路是错误和危险的，生产应该同消费步调一致，工商业应该同农业步调一致，机器只有使工资提高或者工作日缩短时才是有利的，生产资料不应与生产者分离，交换不应超过生产，不应引起投机，如此等等。浪漫主义对每个矛盾都用相应的感伤主义的词句来搪塞，对每个问题都用相应的天真愿望来回答，并且把这些标签贴在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实上，就宣称问题都“解决”了。这种解决如此轻而易举是不足为奇的：它们只是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即矛盾是由实际利益的冲突构成的。当这一矛盾发展到使浪漫主义者面对着一场特别厉害的冲突，即谷物法废除之前英国各政党之间的斗争时，我们的浪漫主义者就张惶失措了。他深深感到自己飘浮在幻想和善良愿望的迷雾中，他如此巧妙地编造出适用于一般“社会”（但不适用于任何一个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制度）的箴言，可是一当他从自己的幻想世界堕入实际生活和利益斗争的漩涡时，他手中甚至连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都没有了。发表空论和抽象解决问题的习惯把问题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公式：应该使哪一种人口破产呢，是农业人口还是工场手工业人口呢？浪漫主义者当然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人都不应该破产，必须“改变道路”……但是现实的矛盾已经把他紧紧围住，不让他再钻到善良愿望的迷雾中去，于是他被迫作出回答。西斯蒙第甚至作了两个回答：第一是“我不知道”；第二是“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63]。 　　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公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注：《Discours　sur　le　libre　échange》。我们用的是德译本：《Rede　über　die　Frage　des　Freihandel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与声称“政治经济学不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的浪漫主义相反，他正是以单纯的、冷静的 利益计算作为自己论述的出发点。演讲人不把谷物法问题看做国家所选择的“制度”问题，或者立法问题（西斯蒙第就是这样看的），而首先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厂主和地主之间的利益的冲突，并且指出英国的厂主企图把这个问题说成是全民的事情，企图使工人相信厂主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人民谋福利。浪漫主义者把问题说成是实行改革时立法者一定会持有的见解，与他们相反，演讲人把问题归结为英国社会各阶级实际利益的冲突。他指出，降低厂主所需原材料价格的必要性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说明英国工人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把那些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们，把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 　　厂主们“不惜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64]在宫殿里也大体上设立了自己的官邸，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破费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厂主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了解，厂主希望降低粮食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注：同上，第449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 问题的提法本身就与西斯蒙第完全不同。这里提出的任务是：第一，说明英国社会各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待问题的态度；第二，阐明改革在英国社会经济总的演进中的意义。 　　在后一点上，演讲人的看法和西斯蒙第的看法是一致的，演讲人也认为这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关于“自由贸易”制度的 总问题。“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19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页。——编者注］“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 ［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页。——编者注）。这部著作是谷物法废除（1846年）前以完全相同的观点写成的，而正文中谈到的演说则是在谷物法废除后发表的。但是时间不同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要把西斯蒙第在1827年发表的上述议论与1848年的这个演说加以比较，就会看到这两位作者所论述的问题要点是完全相同的。把西斯蒙第与最近的这位德国经济学家加以比较的思想，是我们从《政治学辞典》第5卷第679页利佩尔特编写的《西斯蒙第》条那里借用来的。对比是很有趣的，它使得利佩尔特先生的叙述马上失去了死板性……不是，是“客观性”，而变得生动有趣，甚至充满了热情。］因而这一问题对于这两位作者来说，就是 应该希望资本主义继续发展还是阻止它发展而寻找“另外的道路”等等的问题。我们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肯定回答，正是解决关于“资本主义命运”这个总的原则问题，而不是解决关于英国谷物法的个别问题，因为这里所确立的观点在很久以后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这两位作者在19世纪40年代曾用这种观点去看德国和美国 ［注：参看《新时代》[65]发表的马克思的几篇论文[66]，这些论文不久以前才被发现，原载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67]。］，宣称自由竞争对于美国是进步的；至于说到德国，他们中间的一位还在60年代就曾写道，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编者注］。 　　我们再回头来谈上面的演说。我们已经指出演讲人的观点根本不同，他把问题归结为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在他提出谷物法的废除对社会经济的意义这一纯理论问题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他看来，这并不是英国应该遵循什么 制度、应该选择什么道路的抽象问题（西斯蒙第就是这样提问题的，他忘记了英国有它的过去和现在，这已经决定了这条道路）。他没有这样提问题，他一下子就把问题置于 这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他问自己，谷物法废除后，这一制度发展的 下一步究意会怎样。 　　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确定谷物法的废除对 农业的影响如何，因为对工业的影响如何大家已很清楚。 　　为了证明谷物法的废除对农业也有好处，反谷物法同盟奖赏了三篇最好的文章，这三篇文章都论述了谷物法的取消对英国农业有良好的影响。演讲人把三位得奖者霍普、莫尔斯、格雷格的见解作了简略叙述后，立即把最后一位提出来，指出他的论文最科学最严格地贯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原则。 　　格雷格本人是个大厂主，他主要是为大农场主而写的，他证明谷物法的废除会把小农场主逐出农业，使他们转向工业，但却使大农场主得到好处，他们有可能更长期地租用土地，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更多地使用机器，少花劳动，而劳动也会因粮食跌价而更便宜。地主则只好满足于较低的地租，因为经不起廉价进口粮食竞争的劣等土地已停止耕种。 　　演讲人十分正确，他认为这个预言和对农业资本主义所作的公开辩护是最科学的。历史证实了这个预言。“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 ［注：写于1867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2—743页。——编者注）。——至于谈到地租的增加，那么，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应该注意对级差地租的最新分析所确定的规律，即粮价降低时地租可能增高。“当英国谷物关税在1846年废除时，英国的工厂主们都以为，这样一来，他们会把土地贵族变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但实际不是这样，土地贵族反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非常简单。第一，从那以后，租地农场主必须按照契约每年对每英亩投资12镑，而不是8镑。第二，在下院也有很多代表的地主们，批给自己一笔巨大的国家补助金，用于土地的排水及其他永久性的改良。因为最坏土地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至多不过（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的）改为别的用途，所以，地租就与投资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了，土地贵族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25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17页。——编者注））］ 　　不过，演讲人当然不只是承认格雷格的论断是最正确的。格雷格的这种论断成了这位自由贸易派谈论整个英国农业的论据，他力图证明谷物法的废除对于国家有普遍的利益。我们叙述了上面这些以后，就可以知道演讲人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 　　他解释说，自由贸易派如此赞美的粮食价格的下跌，意味着工资的必然减少，意味着“劳动”（确切些说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跌价；而粮价下跌对工人来说永远不会抵补工资的下降，第一，因为粮价下跌，工人更难于节省粮食以购买其他物品；第二，因为工业的进步使消费品更便宜，以伏特加酒代替啤酒，以马铃薯代替面包，以棉花代替毛、亚麻，从而降低工人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 　　这样我们就看到，演讲人所确定的问题要点 看来和西斯蒙第是一样的，他 也承认小农场主的破产、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贫困是自由贸易的必然后果。擅长“引证”技巧的我国民粹派，在这种场合通常是谈论“摘录”，心满意足地声称他们完全“同意”。但这种手法只是表明：第一，他们不懂得在上述问题的提法上存在着巨大区别；第二，他们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新理论与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 在这里只是刚刚开始：浪漫主义者避开现实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而陷入幻想，现实主义者则以既成事实作为明确解决具体问题的标准。 　　演讲人指出工人状况即将改善后，继续说道： 　　“经济学家们会反对我们这一点说： 　　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更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就得加紧生产，而生产又引起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 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 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需同意。 ［注：黑体是我们用的。］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假使在资本增殖时，也就象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 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的。……”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1—452页。——编者注］演讲人利用英国经济学家的材料，详细地阐明了资本的积聚怎样扩大分工（由于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它使劳动力更为便宜），机器怎样排挤工人，大资本怎样使小企业主和小食利者破产，怎样加剧危机而造成更多失业人口。从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由。 　　总之，演讲人找到了一个标准来解决那个初看起来是西斯蒙第无法解决的难题：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阻碍自由贸易都同样使工人破产。 这个标准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把问题置于历史基础上的提法立即显示了它的作用：作者不是把资本主义与某种应该是怎样的抽象社会（实质上就是空想）加以比较，而是把 它与社会经济的 以前各阶段加以比较，把依次更替的资本主义各阶段加以比较， 并肯定了社会生产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事实。作者在科学地批判自由贸易派的论据时，避免了否认这种论据具有任何意义从而“把小孩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这一浪漫主义者常犯的错误，取出了它合理的内核，即技术飞跃进步这一不容怀疑的事实。当然，我国民粹派也许会以其固有的机智得出结论说：这位如此公开地 站在大资本一边来反对小生产者的作者是“货币权力的辩护士”，尤其是他还面向欧洲大陆说，他要把从英国生活中得出的结论也用于当时大机器工业刚刚迈出软弱的第一步的他的祖国。其实他们本可以从这个例子（正如西欧史中很多类似的例子一样）研究他们无法（也许是不愿意？）了解的那个现象，即承认大资本比小生产进步远远谈不上“辩护”。 　　只要记起西斯蒙第的上述一章和这个演说，就会深信后者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反对任何“辩护”方面都代于前者。演讲人对于伴随着大资本的发展而来的矛盾的说明，比浪漫主义者所作的说明都确切、充分、直接、明白得多。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为这一发展而悲痛的感伤的话。他从来没有吐露过一个关于可能“改变道路”的字眼。他懂得，人们说这种话，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掉头不顾”生活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里所谓生活，就是当前的经济现实、当前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前的利益。 　　上述完全科学的标准，使他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失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演讲人说：“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8页。——编者注］演讲人指出了在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下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具有的同一的基础，简短地指出了英国和大陆的资本主义对西欧各国旧的经济生活和旧的半宗法关系所进行的“破坏”过程，指出了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 加速这一“破坏” ［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还在谷物法废除以前，就已清楚地指出了废除谷物法的这种进步意义（上引书，第17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56—557页。——编者注）），并且特别强调它对生产者的觉醒的影响。］的社会事实。演讲人最后说：“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68] 载于1897年4—7月《新言论》杂志第7—10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卷第119—262页 　　注释： 　　[38]《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写于1896年8月—1897年3月，发表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刊物《新言论》杂志1897年4—7月第7—10期，署名克·土林。1898年编入列宁的《经济评论集》。1908年初又收入列宁的《土地问题》文集，这次再版删去了第2章第3节《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的问题》和第2章第5节《浪漫主义的反动性》的末尾部分，增添了第1章的《补遗》。在准备1897年和1898年两个版本时，列宁为应付书报检查，把“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最新理论”，把“马克思”写成“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把“马克思主义者”写成“现实主义者”，把《资本论》写成“一篇论文”等等。在1908年的版本中，这些地方有相当大一部分已由列宁在正文中作了修改，或在脚注中作了说明。《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收载这个著作时，在正文中作了修改。——102。 　　[39]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列宁在90年代的著作中，常把“额外价值”与“剩余价值”并用，后来就只用“剩余价值”一词。——111。 　　[40]这里说的是约·拉·麦克库洛赫的一篇论战性文章：《欧文先生关于减轻国民贫困的计划》。该文匿名发表于1819年《爱丁堡评论》第32卷。西·西斯蒙第在一篇题为《对社会的消费能力是否始终同生产能力一起增长的问题的研究》的文章中对它作了答复。西斯蒙第的这篇文章后来收进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补论。——119。 　　[41]《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or　Critical　Journal》）是英国自由派的科学、文学和政治杂志，1802—1929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119。 　　[42]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据《新约全书·路加福音》说，犹太教的当权者判处耶稣死刑，要求彼拉多批准。彼拉多在审问中得知耶稣是加利利人，就命令把他送往加利利的统治者希律那里。希律经过审讯，也无法对耶稣定罪，又把他送回到彼拉多那里。据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是由“本丢推给希律，希律又推给彼拉多”这句话演化而成的。——122。 　　[43]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列宁在此处援引了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一书的第2篇。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删去了这段引文，而介绍读者参阅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出版）一书。——122。 　　[44]讲坛社会主义者指德国政治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新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开始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适应资产阶级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他们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忽视劳资问题的解决，资产阶级自由派反过来嘲讽他们那一套为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俾斯麦策划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专卖都叫作“社会主义”。他们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对工人的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以及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143。 　　[45]意为粗糙的图画。苏兹达利是俄国弗拉基米尔省的一个县。该县所产圣像质量甚差，但售价低廉，因而大量行销于民间。——158。 　　[46]保护关税政策是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免受外国竞争的经济措施体系。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规定进口限额，降低输出关税以鼓励本国商品出口，给个别资本家以津贴等。保护关税政策产生于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期也被广泛采用。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保护关税政策的目的是保证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内市场上以高价销售商品，获取垄断超额利润。——160。 　　[47]自由贸易政策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政策，要求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私人经济活动，18世纪末产生于英国；当时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依靠国外市场获得更多的廉价原料和推销商品。在法国、德国、俄国及其他国家的政策中，自由贸易政策的倾向也有所表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从理论上论证了自由贸易政策。——165。 　　[48]指《共产党宣言》中对西·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3—494页）。尼·弗·丹尼尔逊在《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一些情况》（载于1894年《俄国财富》杂志第6期）一文中曾加以引用。——167。 　　[49]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77页）一书。《Zur　Kritik》是这本书的德文书名《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的头两个字。《政治经济学若干原理的批判》是1896年出版的这本书的俄译本（彼·彼·鲁勉采夫译）书名。——168。 　　[50]参看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页）。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没有直接援引马克思，而援引彼·伯·司徒卢威。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才直接提到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72。 　　[51]指民粹派的两篇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性文章：尼·弗·丹尼尔逊的《为货币权力辩护是时代的特征》（用笔名尼古拉·—逊发表于1895年《俄国财富》杂志第1—2期）和瓦·巴·沃龙佐夫的《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主义》（用笔名瓦·沃·发表于1894年《星期周报》第47—49期）。——173。 　　[52]19世纪末叶的“先进”政论家是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谢·尼·尤沙柯夫的讽刺性称呼。彼·伯·司徒卢威引用的是尤沙柯夫在1885年《俄国思想》杂志第3—4期上发表的《19世纪末的领导权问题》一文。——180。 　　[53]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在引证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时，用“作家”一词代替了“社会主义者”（德文原文为“Sozialisten”）。——182。 　　[54]“特洛伊城已不存在！”一语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后，该城阿波罗神庙祭司潘苏斯说：“末日已到，劫数难逃。特洛伊人的国土上将不会再有特洛伊人，特洛伊城已不存在。”后来，这句话常被用来比喻某种事物已经过时或不复存在。——184。 　　[55]俄国的村社是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内实行连环保的制度。村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村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村社从远古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沙皇政府和地主利用村社对农民进行监视和掠夺，向农民榨取赋税，逼迫他们服徭役。 　　村社问题在俄国曾引起热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的经济学文献。民粹派认为村社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证。他们企图证明俄国的村社农民是稳固的，村社能够保护农民，防止资本主义关系侵入他们的生活。早在19世纪80年代，格·瓦·普列汉诺夫就已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到了90年代，列宁粉碎了民粹派的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和统计材料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农村是怎样发展的，资本是怎样侵入宗法制的村社，把农民分解为富农与贫农两个对抗阶级的。 　　在1905—1907年革命中，村社曾被农民用作革命斗争的工具。地主和沙皇政府对村社的政策在这时发生了变化。1906年11月9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颁布了摧毁村社、培植富农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和出卖份地。这项法令颁布后的9年中，有200多万农户退出了村社。但是，村社并未被彻底消灭，到1916年底，欧俄仍有2/3的农户和4/5的份地在村社里。村社在十月革命以后还存在很久，直到全盘集体化后才最终消失。——188。 　　[56]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2页。在《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和1898年版本中，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转引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段话，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直接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书，并根据1906年彼得堡出版的马克思的《历史著作集》引用了这段话。——190。 　　[57]《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191。 　　[58]《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　Слово》）是俄国的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对《资本论》第3卷的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1897年12月被查封。——191。 　　[59]这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第2幕第5场中的一句台词。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剧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193。 　　[60]《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刊物，1892—1895年在柏林出版，出版人是亨·布劳恩。该刊主张通过立法途径来改革社会。1895年3月，该刊出让给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98。 　　[61]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0页。在1897年和1898年的版本中，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把这段话中的“社会革命”（“derSozialen　Revolution”）一词换成了“社会改造”。在1908年的版本中，列宁把它译成“社会变革”。——212。 　　[62]谷物法是英国1815年起施行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在英国本土谷物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则禁止进口谷物。1828年实行调节制：在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税，当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税。谷物法是英国议会在大地主影响下通过的，它使大地主得以提高国内市场上的粮价，获得高额地租。谷物法严重地影响贫民阶层的生活，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缩小国内市场的容量，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经过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的长期斗争，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220。 　　[63]“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礼》。——224。 　　[64]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曼彻斯特纺纱工厂主约翰·布莱特和理查 ·科布顿在1838年创立的。同盟要求废除谷物法，确立贸易自由，其目的是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工资，并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即宣布解散，但它的一些分支机构仍继续存在，1852年还一度试图恢复活动。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对反谷物法运动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225。 　　[65]《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26。 　　[66]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这两篇著作最初发表于1846年7月和1847年8—9月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1895—1896年《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刊载的彼·伯·司徒卢威介绍这两篇著作的文章，摘引了其中一些段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2页和第3卷第608—612页）。——226。 　　[6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Das　Westphalixche　Dampfboot》）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刊物（月刊），由奥托·吕宁编辑。1845年1月—1846年12月在比勒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1848年3月在帕德博恩出版。——226。 　　[6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9页。为了应付书报检查，列宁把引自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个别字句作了修改，例如把“加速社会革命”译为“加速这一‘破坏’”，把“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译为“只有在这种意义上”。——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