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

卡·马克思（a）俄国和英国。1854 这些小册子也在追求预言，即希望通过批判地研究欧洲国家的状况、它们的互相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现代历史，来揭开命运的帷幕。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说明了一定的心计。因为批判[391]的灵通消息和预见才能应当受到现代史的检验，所以看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批判的结论同现代史的事实加以比较，把前者同后者加以对比，这样就可以确信，或者是批判的主张理由充足，或者是批判妄自尊大。例如，我们在上述小册子里读到： 《Lapratiqueconstitutionnelleagagnéinfinimentdeterrain；etlarésistancepassivedesassembléesnationales，issuesdelarévolutiondel’année1848，aprisdeplusgrandesproportions．Toutel’Europes’estpartagé，encemoment，lesdifférentsrôlesdudrameconstitutionnel：l’Occidents’estchargédurôledel’oppositionhonnête；laRussiereprésentelegouvernement，armédelaforceetusantdesonautorité》．［注：“制宪实践大大扩大了，而且1848年革命产生的国民议会采取了最大规模的消极抵抗。这时整个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则扮成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19页）。——编者注］（“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弄到了一个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的角色。”） 我们不想谈论用加上“而且”来混淆“制宪实践”和1848年的种种“违宪”议会的“消极抵抗”等等的错误说法。在所有这些议会中，这一点只有对“Assembléelégislative”[立法议会]来说才可能是正确的 ［注：接着手稿中删去了：“为什么这对它来说是不正确的，这里不考查”。——编者注］。但是我们要把原话写出来。西欧，或者说立法议会仅限于消极抵抗，而俄国，即以“实力武装起来的政府”却通过政变“来实施自己权力”，就象波拿巴、弗兰茨－约瑟夫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做的那样。这就是批判对四月事态的认识——对不久前的过去的理解，也是对最近的将来的预言。以后数周的情况把这种认识和这种预言全都推翻了，它们表明，批判轻率地、匆匆忙忙地把一时的丑恶现象 ［注：接着手稿中删去了：“变为普遍的范畴”。——编者注］变为僵死的表述。不仅西方强国放弃“消极抵抗”，并转向侵略行动，而且，在它们开始这样行动以前，俄国已经用它向多瑙河的进军证明它不是以实力“武装起来”的，而且它的武器软弱无力[ungewaltig]，证明它不是“在实施自己的权力”，而是匆忙实施退却。[392]各个钦赐和制造政变的政府同1848年的种种议会等等之间没有一点他所说的那种相似的东西。那么，批判的预言不正确吗？那么，他对情况的理解是错觉吗？完全不是。在使批判的抨击性小册子“（a）”的结论化为乌有的那些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之后，布鲁诺·鲍威尔恬不知耻地用以下的外交箴言开始了小册子“（b）”（《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版）： “我们早〈！〉在4月就提出的这种〈前面引用的〉论点，[393]在锡利斯特里亚城墙下发生的事件的转变中完全实现了：欧洲确实而且完全在演一出制宪性质的戏剧；政府和反对派一样，它自己也表现为制宪的政府——或者是完全不诉诸暴力，或者只是采取暴力而并不期待有什么结果。” 从这句话的论点的特殊“转变”中可以看出，“事件的转变”给批判带来的是模糊的满意。“早在4月就提出的”。在俄国人3月撤出锡利斯特里亚之后，批判是否放弃他在4月所提出的论点呢？根本没有。总之，“早”本应当是“已经”的意思。我们在4月即事件发生之前“已经”提出的论点，在3月得到了证实。但是，倒不如说它没有得到证实。这样，由于不是“已经”而是“早”等等，这句话在文法上就讲不通了。“我早在4月坚持的意见，在3月实现了。”但是，批判不说他“早在4月就提出的论点”已经在3月“得到了证实”。决不会的。新的“事件转变”倒给他的论点赋予了新的“转变”，而这一论点“早”在4月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怀疑。后来的事件并没有“证实”批判的论点，虽然它“完全实现了”。好极了。这对事件同批判的关系作了新的说明。如果事件在实践中没有证明批判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们至少促使这种论点进一步“实现”，使批判本人至今没有怀疑过的他的隐蔽的优点显露出来。不仅批判在理论上与事件有关，而且事件也在实践上与批判有关。那么四月论点由于三月事件而“得到完全实现”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欧洲确实而且完全在演一出制宪性质的戏剧！” 确实而且完全！难道“完全”这个词会给“确实”这个词赋予新的含义？它削弱并庸俗化了“确实”这个词。仅此而已。但是，这种难懂的文体、这种表述——“确实而且完全”——和以前不幸的“早”一样，只证明同样可怜的无能为力。第一，四月论点把1848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的“消极抵抗”“制宪实践”错误地混为一谈了；第二，它把东方的冲突变成了“制宪”剧，而在这出剧中，西方强国由于它们的“消极抵抗”同1848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等同起来，俄国则同进行政变的政府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制宪剧，因为只有国民议会才有过制宪的行动方式，政府却只从事消灭宪法。现在，当俄国挨了打之后，武装侵略遭到武力的反击，而且它开始“进行谈判”了，以前只是“非真正的”制宪剧，现在成为“真正的”和“完全制宪的了”。但是，从政府成为“制宪的”政府时起，例如在英国或比利时，或在路易－菲力浦的法国，它不再象1848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也不再象同它们对立的那些政府了。然而不仅如此！当俄国开始“进行谈判”，因而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开始扮演“制宪政府”的角色时，西方强国却不再“消极抵抗”，并转而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转为入侵。如果说“制宪的”这个词以前不适用于俄国，那么它现在更不适用于西方强国。而批判竟认为这是他四月论点的“完全实现”！可是这样一来毕竟从一个方面留下了四月论点中“制宪的”一词的“实现”。显然，批判的预言就象古代预言家的格言那样模棱两可。如果说，他的论点看来被事件所推翻，那么 ［注：接着马克思划去了：“这些论点之所以被证实，只是因为现在它们有了新的、完全另外的涵义和意思”。——编者注］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直接对立的论点出现，就表明批判的最初论点就是它本身的“对立”，而事件只显示出它的辩证性质。借助这种辩证法，即以对立论点的出现来证明预言的应验，批判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颠扑不破的。乌尔卡尔特奉行另外一种方法。如果他的预言证明是正确的，那么这些预言的正确性是由它们的应验所证实。如果预言没有应验，那么预言本身妨碍了它们的实现。前一种情况体现了理论的真实性，后一种情况体现了预言的实践目的。 批判谴责日报，说它过多地专心于当时的利益。而批判则相反，只从整体的即总的形式来理解这一时刻。实际表明，如果时事实际上控制着日报，那么批判在理论方面会遭到同样的失败，个别日子的个别事件被他固定下来，并成为总的论点的体现，这种论点甚至会由于后来的每一次事件的转变而失掉它的表面的真实性。（蒲鲁东就是这样做的。当1850年（？）银行的金属储备增长两千多万英镑，而贴现降低二厘五（？）时，这一事件立即意味着在市民社会的历史上实现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人民银行[394]的时代。对巴黎的蒲鲁东来说，这一事件是新的，是完全新的，因为他的视野仅限于拉芒什海峡的南岸。）虽然俄国的“时代”早在4月就在小册子“（a）”中成为某种新的世界历史时期的用语，可是俄国在3月的行动却在小册子“（b）”中已给批判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是否在俄国也开始了西方的时代？能不能把它也列入西方，等等？”（《俄国当前的立场》第18页） 因为批判“早”在4月就提出的关于制宪剧（在这出剧中俄国扮演以实力行动的政府的角色，而西方强国则扮演消极抵抗的、诚实的反对派角色）的论点构成小册子“a”的中心，同时因为事件在3月就已经把他的锋芒弄钝了，因而实际上批判的作用在实质上也就“完全”只限于这一点。不过，我们现在来谈几个局部的问题。 第一，关于所谓的历史实例。顺便把准备1789年法国革命的事件同现在似乎在准备英国革命的事件作一对照。杜尔哥认为“谷物贸易自由”能解决一切问题（第72页）。在英国反谷物法同盟时期就是这样。[395]是否可以把不可比拟的事物硬加以类比呢？法国首先是农业国，而英国则是工业国。因此，谷物贸易自由在两个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法国——“已查明的可靠事实” ［注：手稿在这句话之前划去了：“在法国革命以前发生的可靠的事实”。——编者注］是：“财政赤字和破产”（第72页）。而在英国呢？难道在英国由于财政上有盈余和进出口的加倍增长，战争[396]就给政府造成了难？这就是类比？难道不是这样： “在英国，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赤字完全一样”。 多妙的类比啊！一方面是“已查明的可靠事实”，另一方面是批判对某种情况的主观判断。类比就在于赤字这一个词。X死了，因为他折断了自己的腿。预言式的类比：Y将死去，因为他违背自己因而在布鲁诺言。 ［注：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XStarb，weilereinBeinbrach…Ywirdsterben，weilerseinWortbricht”。德语动词“brechen”是“折断”的意思，也有“违背[诺言]”的意思。——编者注］已查明的财政赤字和国家破产的可靠事实发生在法国革命之前。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以及甚至比他更早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赤字发生在财政赤字和国家破产之前。在法国，政府向知名之士和议会建议的改革同革命的预感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于是，在英国据说也没有人对罗素的改革法案感兴趣（第73页）。多妙的类比啊！法国政府的建议谈的是同法国君主制的过去决裂，1831年罗素的建议谈的是内阁阴谋；那里谈的是同许多世纪的过去决裂，这里谈的是采用了还不到三十年的措施所产生的后果；那里的资产阶级对政府的建议不感兴趣，因为建议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革命不能相比，这里的资产阶级尽管自己本身对辉格党的无谓的诡计感兴趣，但未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兴趣，人民群众对辉格党的改革不是从昨天而是从宣布改革法案[397]时起就感到失望了。接着竟在奈克尔和帕麦斯顿之间进行类比！为了满足批判的要求，帕麦斯顿失去了“勇气和毅力”，他“深刻体验到自己的使命”，认为自己是“自己国家的最后拯救者”。甚至罗伯斯比尔和罗素之间的类比也不可能更荒谬了。从此以后，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变为安东尼达女王（玛丽－安东尼达），也完全用不着惊奇了。 我们完全不否认英国正处于大冲突的边缘。我们只是不同意在提出的“历史实例”中对这种冲突的实质出现比如说相去太远的理解。最卑鄙的政客手腕无可比拟地胜过这种空洞的深思远虑。 对于那些认为在自己内阁中有“influenceétrangère”〔外国影响〕[398]的英国人，布鲁诺·鲍威尔为了证实他们的错误，指出了发现俄国是欧洲和平的保护人和保证人的福克斯。同时他引了福克斯1803年5月24日讲话中的一处。他本应该再进一步举出1790年福克斯就面临的第二次瓜分波兰一事交给阿代尔的“秘密”使命。[399]而福克斯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秘密的”和违法的联系证明什么呢？[400]证明帕麦斯顿同尼古拉并没有秘密的、违法的联系 ［注：接着马克思划去了：“这里，当丧失了历史的类比……”。——编者注］。然而，福克斯无须做出关于俄国的发现。这种发现在威廉三世时已经由卡马森侯爵做出了，而在乔治一世时已由当时执政的辉格党做出了。外交文件证明，从那时起俄国对辉格党内阁的影响已成为传统的影响。帕麦斯顿正是因此就应该结束辉格党的传统吗？相反，为什么他不使它完全“实现”，不完完全全投靠俄国呢？认为福克斯发现英法同盟的说法，就象对帕麦斯顿的这种“保护”一样不可信。斯坦霍普在乌得勒支和约[364]之后已经立即做出了这种发现。[401] 为了证明俄国的富有成果的影响，有人说它所采取的立场使得“英法对立削弱” ［注：布·鲍威尔的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这样（第5页）。——编者注］，或者说使得“英法同盟”建立。英法同盟于1717年就已经存在，数年之后，乔治一世正是企图把它变成欧洲抗俄同盟。1834年的四国同盟[402]是当时被认为也是针对俄国的英法第二次同盟。这样，从这方面来看俄国不能建立任何新的、前所未闻的同盟。但是，如果说仅仅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同盟就应认为是俄国的巨大成就，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对路易－菲力浦法国的同盟，即1840年同盟[389]呢？这一同盟根据布鲁诺·鲍威尔的设计证明，路易－菲力浦的法国比尼古拉的俄国还要危险。 根据批判以后的发现，英国用它的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将大陆交到俄国的手里——这一发现至少没有新的功劳——之后，感到需要 《desechargerelle-mêmedelatâcherévolutionnairedelaFrance．C’estCanningquiaremplicevide．IllevaenAngleterrel’étendarddelarévolution，pourenfairelevéritableadversairedelaRussie》．［注：“自己承担法国的革命事业。正是坎宁填补了真空。他在英国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使英国成为俄国的真正对手”（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7页）。——编者注］ 人们引用坎宁从味吉尔那里借用来的辞句（quosego：dedieuEole） ［注：“看我来教训你：亚奥普士神”。尼普顿用这种厉声的吆喝来制服亚奥普士的狂暴之风（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135行）。——编者注］作为证明，似乎“伊顿名将[403]的空话就是证明。关于“原则的政策”的话被信以为真，被当成真的了。[404]而这些话比以前关于“利益的政策”的空话更虚假。然而，关于皮特的战争[405]如同关于“原则的战争”一样到处流传，很大一部分英国人相信了这种说法。他们之所以如此，一部分人是由于法国革命前不久和在它开始的时候，寡头政权处于国内动乱的威胁之下。但是，坎宁的空话起初不是针对俄国而是针对法国的。干涉葡萄牙是对法国干涉西班牙的回答，而这种“原则的政策”在其现实的体现中——承认过去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406]的独立性——是异常准确地同英国的贸易利益联系着的。因为帕麦斯顿用坎宁的空话来掩饰自己的完全由别的原因所引起的政策，所以布鲁诺·鲍威尔确信坎宁关于“革命干涉”的空话成了英国的实际政策，并给英国造成了许多不幸。同时我们获悉，改革法案把英国宪法的性质改变到这种程度，以致 《QuelesAnglaismêmesnereconnaissentplusenquoisedistingueleurconstitutiondecellesducontinent》（p．9） ［注：“英国人自己再也看不出他们的宪法与大陆的宪法有什么不同”。——编者注］． 从乔治一世时期起，英国宪法被修改的地方只是：（1）改动了rottenboroughs〔衰败城镇〕[407]的分配，使它对大贵族派别之一的辉格党有利；（2）1831年工业资产阶级加强了自己的议会影响，就象金融资产阶级通过1689年光荣革命所做的那样。布鲁诺·鲍威尔也发现了， 《l’abrogationdesloisdescéréales，commelaproclamationduprincipedelalibertéducommercerenfermentl’aveuquesasuprematie（英国工业）estperdue》．［注：“谷物法的废除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宣布，说明承认它（英国工业）的优势丧失了”（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9页）。——编者注］ 相反，这些事实证明：（1）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战胜了土地贵族的利益；（2）英国工业除自己本身的资本垄断外，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垄断，只是现在它才能够有把握地指望自己真正的优势。现在，英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没有 《assezdégradée》《poursupporterl’idéeoffensanted’uneallianceavecsarivale》（p．10）．［注：“堕落到去迁就那种同自己对手结盟的可耻思想”。——编者注］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要不贬低自己 ［注：马克思这里用的德语动词“degradieren”，有法语“dégrader”（“堕落”、“贬低”）的意思。——编者注］，当然不能签订与以前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偏见相矛盾的同盟。英国总是停留于“那种”合乎道德的身份。下面这句话证实了英国在这里经受的莫大损伤： 《Lespeuplesnesauraientoublierleurpasséqu’enrenonçantàI’avenir》．［注：“看来，人民只有放弃未来，才能忘掉自己的过去”（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11页）。——编者注］ 似乎经常“消灭”过去并不是“创造”未来。 因此，皮特英国的未来同英国的未来混为一谈了。一旦“人民”战胜过去的统治阶级，并因而同这个阶级所建立的政治过去决裂 ［注：接着马克思划去了：“它自应不再作为人民存在”。——编者注］，它就消灭自己的未来。 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英国的民族独特性表现为仇视法国，反之亦然。英国的这种“民族独特性”——法国和英国之间较早时期的封建战争当然具有完全另外的意义——只是由“光荣革命”（“gloriousrevolution”）所创造，因此，它是“根深蒂固的”。多么深刻的思想啊！ 俄国的民族独特性表现为时而同法国结成反英同盟，时而同英国结成反法同盟……但是，英国和法国不放弃“未来”就不能联合起来对付俄国。其实，布鲁诺·鲍威尔想要证明，除俄国外，欧洲各国的民族特点正在消失，法国和英国正体现为“西方”而反对俄国。因而它们在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特性。但是，难道俄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没有体现为欧洲而反对过法国？难道它们不是以此而重新创建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市民社会当然使批判不感兴趣。英国社会和法国社会经受了各种政治变化。当一片外壳掉下来时，批判就明确地认为，这个社会的灭亡即将来临。例如，那充满空洞政治废话的关于“自私的动机”和“盟友的别有用心” ［注：布·鲍威尔的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的一章的标题（第13页）。——编者注］的一章，如果说不是证明这两个社会仍然在同属于过去的一个发展阶段的政治传统作斗争，以及它们尚未拥有符合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的那种政治形式，那么它现在又在证明什么呢？不管他多么可怜，谁能对他担保，说这种同盟并不是达到这种更高的形式的手段呢？具有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需要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国际关系，这是同义反复。 有人对他说，俄国 《aforméleplandeconsolidersoninfluencesurlaTurquie，sansl’aided’unallié》．［注：“制定了计划，在没有任何盟国的协助下巩固自己对土耳其的影响”（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12页）。——编者注］ 它不是为最近这次战争轮流寻求过同法国、英国、奥地利结盟吗？而且它不是始终保持同普鲁士的同盟吗？不管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观点和意图如何，谁会对他们担保说，俄国不是经常都相信同英国政府的秘密同盟，并认为这就保证了俄国的粗卤行为呢？ 尊敬的布鲁诺·鲍威尔相信俄国，认为它所提出的借口，即《causedespopulationsgréco-slavesdelaTurquie》 ［注：“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民族的事业”。——编者注］（p．11）— 是它的真实动机。即使在以色列我也没有找到过这种信仰！ ［注：《马太福音》第8章第10节。——编者注］ 小册子的大部分是描述英国政府（还有法国政府）的诡计和它们向俄国的让步。其实，俄国没有实现它在土耳其的计谋，并不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过失。这又证明什么呢？是证明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特别是前者，被迫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行动吗？不是，[这仅仅证明了]英国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证明了政府和社会，即使它们实际上是分离的，在理论上却应是等同的。 俄国的要求！ ［注：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的一章的标题，第28页。——编者注］俄国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要以俄国领事的管理来代替在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民族[408]那里实行的某种程度的自治。批判当然是轻信地将俄国的声明看成是它的真实动机，以便在后来的一本小册子[409]里激动地断定俄国政府现在放弃了他的欺诈手段。布鲁诺·鲍威尔责备报纸对不久前的土耳其事件无知。但是他没有发现俄国人（例如，在塞尔维亚、希腊）一再企图破坏公社的自治，证明自己无知。俄国力图保存的东西，——这是一种在土耳其主权下的希腊牧师的神权统治，是束缚和扼杀希腊—斯拉夫公社的任何独立的市民发展的统治。批判的博学非常成功地特别表现在 《gagesquelaRussiepossèdedanssaparticipationàl’oeuvredel’organisationenServie》［注：“俄国参加组织塞尔维亚的事业时所具有的保证”（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3页）。——编者注］以及在它的《réglementorganique》［注：“组织规程”。——编者注］中，俄国通过基谢廖夫把这种组织规程交给了多瑙河两公国！[410]这太过分了。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南方斯拉夫人应该成为俄国人：首先，“envertudelanaturedeschoses”〔由于事物的本性〕［注：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4页。——编者注］，援引这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其次，不仅由于“事物的本性”，而且由于“del’histoire”〔历史〕，［注：同上，第34页。——编者注］而塞尔维亚的历史恰好证明了相反的东西；最后，由于“positiongéographique”〔地理位置〕［注：同上，第33页。——编者注］，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由于这种地理位置把自己同俄国隔开。多么广博的知识领域呵！他们从“事物的本性”的高度降到“历史”，又从这种抽象的概念降到“地理位置”的细节。 他证明奥地利应该仅限于中间人的角色。“早”在4月曾是正确的这一论断，在6月就成为“错误的”了，尽管批判的理由是绝对的而且是来自事物的本性。他证明，奥地利不“可能站到同盟国一边” ［注：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6页。——编者注］。我们要重新检验这一论断。他在自己臆想出来的关于奥地利和英国的过去关系的历史推论中，纯粹按俄国的方式来歪曲历史。在援引阿德里安堡条约时，他避而不提真实的情况。如果不是英国以自己的骗局在土耳其政府那里撕毁这项条约，俄军就会被消灭，甚至它能保留的微不足道的少量部队也永远不能从阿德里安堡返回。鲍威尔也没有正确地转述利文的急电内容。正如他所说，不是“和约” ［注：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39页。——编者注］，而是埃内兹的封锁[411]构成了阿伯丁和威灵顿不果断的直接原因。俄国人由于担心会引起威灵顿方面的反对，也放弃了封锁。顺便提一下，利文说： 《《thattheDukeofWellingtonandLordAberdeenhaveputeverythinginmotiontoextortfromusConfidencesastotheconditionsofourfuturepeacewiththeTurks》．［注：“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动用了一切力量来从我们这里探听有关我们将来同土耳其人签订和约的条件的机密”。——编者注］ 这个利文丝毫没有用鲍威尔从他的急电中所引用的大话来对此进行反驳[412]，而继续说： 《ItappearedtoususefultorepeattheassuranceswhichonthispointallthedeclarationsoftheEmperorcontained，andeventoaddsomedevelopmentstothem，Weshallconfineourselvestothesegeneralities，foreverycircumstantialcommunicationonasubjectsodelicatewoulddrawdownrealdangers，andifoncewediscusswithouralliesthearticlesofaTreatywiththePorte，weshallonlycontentthem，whentheywouldhavebelievedthattheyhadimposeduponusirreparablesacrifices》 ［注：“在我们看来，重复皇帝一切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保证，而且即使对这些保证做一些补充，都是有益的。我们将仅限于这些一般性的表示，因为关于这种微妙问题的任何详细的报道都会招致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一旦开始同我们的盟国讨论同土耳其政府缔结条约的条文，那么只有当他们认为已迫使我们遭受无法补偿的牺牲时，我们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编者注］． 只是后来才有那句大话，而这句话由于这些粗笨的花招会失去自己的英雄性质，但这一点并不在批判的计划里。然后提到了帕姆 ［注：帕麦斯顿。——编者注］的一切骗局，以证明他感觉到“英国的弱点”，证明这种弱点实际上是存在的。不仅如此，骗局还暴露出俄国在对待英国方面所拥有的“实力”的秘密。同时鲍威尔在例如“雌狐号”事件中造假。据他讲，俄国只要 《àluirappelerqueceforfaitinouiavaitétécommisdanslamerNoire，prèsdelacôtedelaCircassie》［注：“提醒他[帕麦斯顿]，这一前所未闻的罪行是在黑海，靠近切尔克西亚海岸发生的”（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42页）。——编者注］就足够了。 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帕姆和涅谢尔罗迭在这种场合采用了何等复杂的手腕。[413] 在关于奥地利的一篇里，我们还读到，1848—1849年 《toutel’Allemagneréduiteàlapassivitéparlesillusionsduprincipenational，auraittaxédecrimepolitiquechaquetentatived’intervenirdanscetteluttedesnationalités》．［注：“整个德国因对民族原则错误理解而处于消极的状态，认为干预这种民族斗争的任何企图都是政治罪行”（第43页）。——编者注］ “似乎”法国国民议会没有反对意大利，也没有反对波兰！[414]关于这本小册子，除了只有批判认为奥美尔－帕沙的多瑙河进军是报纸的谣传，再要谈点什么都完全是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