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弗兰茨·梅林

249. 尊敬的梅林先生： 我怀着十分高兴和感谢的心情接受您提出的帮助我收集马克思的旧作以便重新出版的建议。头一个困难是由于1842年的《莱茵报》产生的；我确实当时就怀疑柏林图书馆里有这个报，但是，虽经一再查询，仍然不能肯定是否的确如此。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顺利解决，我们可以动手了。 1842年10月以前，马克思在波恩；我在9月底或10月初从柏林归途中顺路访问了编辑部，据我记忆，当时在那里的只有莫·赫斯和曾任《爱北斐特日报》（好象当时它叫别的名称）编辑的腊韦博士；我记得鲁滕堡当时已经被逐，不过这一点我没有把握。11月底我赴英国途中又一次顺路到编辑部去时，遇见了马克思，这就是我们十分冷淡的初次会面。马克思当时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 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他还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清谈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仅仅以“极端行动”的愿望作为基础，并且随后不久就被埃德加尔的其他听起来颇为激烈的言辞所代替。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 据我所能记得的，1843年1月1日马克思离开了主编的职位，至少是正式宣布了离职。但这并不妨碍他直到2月间仍然不公开地为报纸撰稿。我好象还清楚地记得，勒令报纸于1843年3月31日起停刊的命令，最迟是在12月31日送达报社的；然后就开始了未见成效的谈判。因此这个命令到1月28日才公布，同时实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这种检查事实上早已存在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实行了三重检查：（1）普通检查员；（2）从柏林派来的官员冯·圣保罗；（3）行政区长官。圣保罗一直在那里呆到为报纸开完追悼会。马克思离开科伦的日子，可能是在2月12—18日这段时间。[409] 如果您能够把这些资料同报纸本身进行对照，从而把某些情况弄得更加确切或者加以纠正，这无论对您的工作或对我的工作都是一件大好事。 摩塞尔的文章[403]的情况，看来就是您所说的那样。当时马克思在科伦脱不了身，无论如何不可能亲自去收集这样的材料。 我给费舍的信里 ［注：见本卷第451页。——编者注］谈起的那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卢格《轶文集》里的一篇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 ［注：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编者注］ 《莱茵报》上最好的作品之一，是刊载于小品文栏的对利奥《法国革命史》一书的长篇评论。它的作者是马克思的朋友卡·弗·科本（他还写过论老弗里茨和论北方神话的著作 ［注：卡·弗·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北方神话导论》。——编者注］），这篇作品（在所有各种文字中第一次）对恐怖时期作了正确的说明。 我从您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中的一些引证和对过去的回顾清楚地看到，您对1848年以前的时期有很透彻的研究。由您担任对德国历史的这个时期以及此后时期的研究工作，我很高兴。 也许，从1842年10月以前的附刊的什么地方还能找到马克思写的东西，从报纸本身寻找波恩发出的小报道，看来是不值得了。 “自由人民舞台”被取缔[410]，我深表同情。自上而下的政变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构的！ 再一次表示感谢！ 致真挚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