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249. 亲爱的拉甫罗夫： 我认为没有理由反对发表洛帕廷关于跟我的一次谈话的那封信。[455]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 从门德尔森那里欣悉您很健康。至于我的身体，那我是不应当抱怨的——而是恰恰相反，我又从事《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已有三个月了，尽管要做的事还很多，但这一次我深信，此项工作能够完成。 至于柏林决议，我认为德国人 在布鲁塞尔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许诺的超过了自己所能做到的[430]，尽管是间接的许诺。1890年和1891年的五一节向他们表明：这一天在德国停工是不适宜的；可能取得的好处远远不能弥补所带来的损失。仅仅一个汉堡，这种尝试就付出了十万多马克的代价。 ［注：见本卷第18、30和43—44页。——编者注］1892年的五一节恰逢星期天，这使他们在布鲁塞尔忘记了那种现实，而危机又毫不留情地使他们面对了现实——这次危机在德国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尖锐。 1893年的五一节如果停工，我们在德国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其影响还要波及其他地方。德国的罢工使党的现金和存款匮竭达一年以上。而这又是在军事危机、帝国国会可能被解散和5、6月间要举行选举的时候。[442] 党的发展有这样一条规律：当党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党在少年时期不得不采取的那些行动本身，就显得不适宜了。 至于形式，本来可以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情绪。但您有什么办法呢——那是些粗鲁的德国人，他们不善于把药丸裹上糖衣。 在其他方面，我认为巴拿马事件[432]在目前情况下比五一节重要得多。巴拿马事件使我记起1847年的情景，那时也是每天都会出现新的丑闻。1847年为七月王朝挖掘了坟墓，而1892年会带来什么呢？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