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卡尔·考茨基

200. 亲爱的男爵： 爱德想知道我何时返回伦敦，可是他来信又没有写通信地址，只是说他要从基尔希贝尔格动身去苏黎世，去多久也没有肯定，离这里又这么远，所以根本无法通信。我想，你的消息比较灵通，因此请你告诉他，后天，即6日，我将返回伦敦。[353] 现在，我走动起来还是很困难，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旅行，在伦敦，看来我还得在沙发上躺两个星期。不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左尔格关于霍姆斯太德的文章[384]，当然要先登。我并不急于发表自己的东西，只要德文本和英文本大致同时发表，或者比英文本 稍迟一些发表就行了。关于英文本，不用说，已经有两个月听不到任何消息了。 如果这次选举[327]时你在这里，你对费边社分子[19]的评价就会不同了。在我们的策略中，对当代已经达到现代发展水平的各国来说，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引导工人建立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立的、自己的、独立的政党。在这次选举中，英国工人第一次（诚然还只是本能地并在事态进程的推动下）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获得了惊人的成绩，比近二十年来任何一个事件都更有助于提高工人的觉悟。而费边社分子（不是其中的某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费边社）作了些什么呢？他们所宣扬和实行的是 要工人依附自由党，结果不出所料：自由党分给他们四个不能取胜的选区，费边社分子的候选人也就遭到了惨败。怪癖的文学家肖伯纳——作为文学家，他是很有才能和敏锐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微不足道，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他们不推行这种强求自由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的政策，那他们除了失败和耻辱（好象失败不是常常比胜利光荣似的）就什么也得不到——而他们现在推行了这个政策，二者也都得到了。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实质。当工人第一次独立行动时，费边社就劝说他们继续做自由党的尾巴。这一点应当公开地告诉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掩饰就意味着共谋。所以艾威林夫妇那篇文章的最后补寄的那部分没有发表[360]，我感到很遗憾。这部分并不是事后想起来的，而只是由于发稿仓促而遗漏的。文章不评述两个社会主义组织 ［注：费边社和社会民主联盟。——编者注］对选举的态度——这是《新时代》的读者有权知道的——是不完整的。 我好象在上一封信中对你说过，社会民主联盟[9]和费边社的地方成员比中央领导成员要好。但是，只要领导的立场还决定着整个组织的立场，这就无济于事。在所有这些优秀的人们中间，我只认识班纳一个人。奇怪的是，班纳加入费边社以后，一直没有到我这里来过。我推测，他之所以加入费边社，是由于对社会民主联盟的反感和加入某种组织的要求，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幻想。但是，一燕不成春。 你认为费边社还未定型。相反地，这些人 太定型了。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 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让几个工人进入他们的领导机构，也只是为了使这些工人象工人阿尔伯在1848年那样，在那里永远扮演软弱少数派的角色，那末，谁也不应当被这种做法所迷惑。 费边社的手段和卖身求荣的议员们的花招是完全一样的：金钱，倾轧，名位。纯粹是英国式的：每个政党（只有工人的情况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给自己的代理人以金钱或者用职位来酬劳他们，这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人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自由党的倾轧活动，在自由党那里任职，例如悉尼·维伯这个典型的英国政治家就是这样。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正是要提醒工人们加以避免的。 虽然如此，我并不要求你把这些人当做敌人看待。不过，据我看，你，其他人也一样，不应当袒护他们。而删掉艾威林夫妇文章中论述他们的地方，正是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如果你想要艾威林夫妇给你写一篇关于英国各社会主义组织的历史和立场的文章，你只要说一声，我可以向他们提出。 我很喜欢你的关于福尔马尔的文章 ［注：卡·考茨基《福尔马和国家社会主义》。——编者注］。这篇文章对他的打击比《前进报》上的所有痛骂[354]都更为有力。同时，对这种永无休止的把人驱逐出党的威吓，再也不能不进行批判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38]独裁时期在目前的完全不合时宜的回音。现在应该给腐化分子时间，让他们烂透，使他们几乎自行垮台。拥有几百万人的党，其纪律同只有几百人的小宗派是完全不同的。你似乎可以更多地讲一讲“国家社会主义本身”在实践中，也就是说在它实际上唯一可能出现的国家即普鲁士（这一点你说明得很好），是怎样 不可避免地变为财政措施的。 爱德的文章[365]对蒲鲁东的批判也写得很好，使我尤为高兴的是，他又和过去一样了。 你的　弗·恩·